編者按

　　不久前，廣州市志愿者給當地城管委送去了一只掛鐘，寓意“時光流逝，垃圾分類不能再拖。”某種程度上，人們送去的是一種期待，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加快步伐。事實上，從2000年起，北京、廣州等8個城市就開始試點垃圾分類推廣工作，但10年已過，垃圾分類成效甚微，絕大部分試點的分類垃圾箱形同虛設，分類工作有名無實。

　　難道垃圾處置工作真的很難突破嗎？但是，偏居一隅的廣西橫縣卻提供了成功的垃圾分類樣本，那么，其他城市垃圾分類進展緩慢到底是公眾不配合占的比例大，還是政府有關部門消極應對該承擔的責任多？作為公共事務，政府毫無疑問對垃圾分類工作起主導作用，但是，這個主導作用發揮得如何？政府有關部門好好地履行責任了嗎？本報為此做詳細闡述。

垃圾難分類責 真在公眾？

　　導讀:

　　最近，某市城管委負責垃圾分類的工作人員對媒體表示，垃圾分類推廣工作最大的瓶頸是“很多人并不能像自己說的那樣去執行。”曾經有一項民間調查顯示，90％的公眾支持垃圾分類，但也有90％的人不會分類或者懶得分類。

　　這種說法由來已久。但“分類意識差”、“不會分類”以及“懶得分類”等是否完全是公眾責任？

　　是公眾意識差 還是推動力度弱？

　　為了提高公眾分類意識，日本進行了10年的全民教育，年年講，月月講，還通過學校環境教育，這才有今天的局面。一個社區新入住的居民，一般在第一天就會收到有關垃圾分類的說明和扔垃圾時間表，上面還有中、日、韓、英四種文字說明和彩色漫畫圖示。

　　而我國的相關宣傳工作是否到位？從全國范圍來說，政府關于垃圾分類的公益宣傳力度有多大？即便是從2000年開始實行分類試點的8個城市，相關宣傳與培訓工作也僅僅限于這些試點城市中的部分試點區域，而相關調查顯示，這些試點小區或單位的宣傳效果也只是浮于表面，且斷斷續續。學校環境教育，至今仍是初級階段。

　　廣西橫縣并未列入2000年全國垃圾分類收集試點，但如今卻成了垃圾分類“樣板”(見本報6月16日3版)。橫縣通過國際合作項目，對當地居民進行分批培訓。培訓工作開展后的相關調查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居民同意自行分類后再處理垃圾，參與率達到98％，支持率達到87％”。

　　是百姓不會分 還是宣傳不到位？

　　《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草案)》中對“可回收物”的定義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為日常生活提供服務的活動中產生的，已經失去原有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價值，有再生資源回收、加工處理渠道，能夠使其重新獲得使用價值的生活垃圾”。

　　這個定義是概念性的，而居民需要知道具體廢棄物品名稱與規格，才能真正把“可回收物”分出來。

　　相對而言，日本的垃圾分類標準嚴格而細致，包括資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險垃圾、塑料垃圾、金屬垃圾和粗大垃圾等。和日本類似，瑞典的生活垃圾分類制度也很完善。日常餐桌垃圾包括食品包裝，塑料和紙包裝的可以回收，有血有油的包裝大都直接扔到垃圾袋里，用于焚燒。信封不能歸入紙類回收，因為有膠水，必須放在可燃類別里。

　　垃圾分類工作和具體的工程不一樣，需要政府持續長期的投入。專家認為，分類投入首在宣傳、教育，甚至設立相應考試，而國際上分類做得比較好的日本和新加坡等國家，甚至將垃圾分類和處理的考試與交通考試相提并論。

　　北京市某區城管部門官員表示，如果將垃圾分類的宣傳力度加大到與此前“計劃生育”的宣傳水平，居民怎會對此一知半解？

　　是居民懶得分 還是有關部門該做的沒做好？

　　今年4月23日，廣州番禹垃圾分類志愿者巴索和“櫻桃白”把自行收集的家庭有害垃圾拖到廣州市城管委，然而半個月之后，這些垃圾仍在原地。城管委對此答復:已經發函給環保局，但尚未接到回函。這些有害垃圾是“從生活垃圾中分類回收后”的產物，按照有關規定，應該“按照危險廢物進行管理”。但問題是，對從生活垃圾中分類出來的有害垃圾，廣州市顯然還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

　　不單單是有害垃圾。北京市開展垃圾分類試點工作近10年來，居民分類后又混裝混運混合處理的問題始終未解，相應的末端處置體系仍未能匹配分類處理需要。居民響應政府號召進行了分類，又眼睜睜看著分類好的垃圾被混合到一起，那么分類意義何在？

　　“垃圾分類，從我做起”是響亮的宣傳標語，然而各地政府是否能“從我做起”？

　　“如果你讓我做垃圾分類，那么政府必須先把我屋后那些陳年的垃圾處理掉，如果你連這些都無法處理，我憑什么相信你能做好垃圾分類？”這是橫縣最初推廣分類工作時，西街和馬鞍街的居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當地環衛站馬上不聲不響地把陳年垃圾清理了。政府能先作為才能取信于民，后期分類工作自然得到居民支持。

　　“居民做好了他們該做的，政府也應該做好自己該做的”。這是橫縣政府成功推行垃圾分類重要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