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國際碳市場對發展中國家的供資量非常有限，且分布不均衡。事實上，從當前唯一作為促進發達國家資金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國際碳市場機制——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一級市場的發展情況來看并不樂觀。據統計，從2005年正式開展CDM碳交易到2009年年底，CDM一級市場的累計交易額只有30余億美元（約合22億歐元），即從2005年到2009年，發展中國家通過國際碳市場獲得的資金只有30億美元，而且這些資金在發展中國家中分布很不均衡。其中，2009年全球CDM一級市場的碳交易額僅為10億美元（約合7.3億歐元）。可見，到目前為止，全球CDM一級市場的發展水平與發展中國家開展應對氣候變化所需的大規模資金需求相比，只是杯水車薪。歐盟認為2020年前國際碳市場每年可為發展中國家帶來高達380億歐元的資金量的估計過于樂觀，不排除其有推卸出資責任的嫌疑。另外，碳交易是純市場行為，存在眾多不確定因素，其資金性質難以滿足《哥本哈根協議》闡明的“應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的、新的、額外的、可預見的和充足的資金”的要求，難以成為長期資金的主要資金渠道，只能是一個有益的補充。

        其次，國際航空、海運溫室氣體排放權拍賣所得尚是一個未知數，并有可能將發展中國家的航空、海運行業也納入其中。把拍賣國際航空、海運溫室氣體排放權所得用于長期資金是歐盟的一個新思路。這可看作是對《哥本哈根協議》中提到的“私營部門資金”的細化，使其更明確、更具有操作性（《哥本哈根協議》要求發達國家到2020年每年為發展中國家聯合籌集1000億美元，其來源主要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這是該戰略的又一積極面。但是，以我國為代表的一些發展中國家反對把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航空、海運排放問題納入該拍賣體系，認為這違反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另外，國際航空、海運溫室氣體排放權拍賣具體如何實施、拍賣數量有多少、拍賣價格如何，仍是未知數。

        最后，歐盟在國際公共資金問題上的態度原地踏步，沒有實質性行動。歐盟在該戰略中依舊把國際公共資金作為長期資金的最次要來源，依舊認同到2020年每年需要220億至500億歐元國際公共資金，強調僅承擔其應該合理分擔的部分，回避了出資額。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唯有國際公共資金最能滿足《哥本哈根協議》提出的“更多的、新的、額外的、可預見的和充足的資金”的要求，才是長期資金的最主要保障。

        2012年后CDM將繼續，給國際碳市場各參與方吃定心丸

        該戰略明確指出2012年以后CDM將繼續存在，但必須在其環境完整性、有效性、效率和治理方面進行改革，要加大對最不發達國家CDM的關注，同時強調將與美國等國家協調，推動CDM項目從單個項目模式向行業模式轉變。

        歐盟的上述表態對于國際碳市場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自2009年以來，2012年以后CDM是否還會繼續存在是籠罩在國際碳市場上一片厚重的陰云，無論是碳交易的買家還是賣家，對是否繼續開發CDM項目都持有濃重的觀望心態。歐盟的這一表態無疑為國際碳市場的各參與方吃了一顆定心丸。

        關于歐盟要求對CDM進行改革的舉措，其中的挑戰和機遇并存，我國需要密切關注其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會傷害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利益，在CDM改革過程中要積極參與新游戲規則的制定。其中，CDM項目從單個項目模式向行業模式轉變將是一大變革。對此，一方面要謹防歐盟利用行業模式CDM向發展中國家強加減排義務；另一方面也可利用行業模式的優點，與歐盟等發達國家談判，要求采用符合發展中國發展水平的或漸進的行業標準，而不是采用一刀切的行業標準或對行業溫室氣體排放封頂的做法，使行業模式能夠為發展中國家的節能減排和可持續發展服務。

        總之，歐盟最新的氣候變化戰略表達了其繼續積極推進全球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近期行動較實，長期行動較虛，對下一步全球氣候變化行動還是有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