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偉民：應加入新的約束性限制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秘書長楊偉民表示，第一是如何編訂操作性的方案性的，我說的是一個規劃的寫法，“十二五”能不能改善一些，專門就每一個重大的專題和重大問題，比如擴大消費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會帶出來其他很多方面變化。

        第二個問題，如何確定“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在于如何確定約束性指標，十一五規劃將目標分兩類，一個預期性，一個約束性，目前來看是非常好的創新，當時確定約束性指標涉及到公眾利益，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指標。我個人覺得，可以考慮加入新的約束限制，開發強度是一個指標，是所有的這個地區建設空間占整個這個區域的比重，包括各種道路等等。

        夏斌：財政金融政策要明確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建議，人大應定期對國務院的規劃進行檢查，向“十一五”規劃發問，否則是貼在墻上的。

        規劃要講政治，“十二五”規劃和過去五年規劃定完以后是不是每年財政部人民銀行，我們黨組在討論每年工作和規劃兩碼事，在十一五規劃專家座談會我講，怎么辦，怎么執行這是“十二五”規劃的關鍵，要有這些，要講不是應該怎么樣，而是要講如何達到這個目的，怎么要求，怎么制度變化，這是關鍵。

        第二點，為了落實這樣的狀況，我提過，人大通過兩年半，一年半必須對國務院的規劃進行檢查，我在十一五規劃發問，否則是貼在墻上的。發改委長期搞國民收入，都是搞的是投資項目什么的，而現在我們更重要的是增長方式改變，全球經濟等等。

        因此這個體制下我想說的第二個問題是，可能更多在財政金融政策方面要有非常明確的要求，否則規劃里面就加上財政的話。我沒看，如果延續過去那樣，大部分是發改委講的項目民生等等，真正的機制不變化，要具體的東西，這才使規劃真正變成中國人民利益推動的計劃。

        鄭京平：應明晰規劃的定位

        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表示，討論研究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應注意如下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考慮“十二五”規劃面臨環境的時候需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新和舊的關系，既要注意挖掘新特點，也不能忘記舊的因素，要注意處理好新與舊的關系。二是處理好國際與國內的關系，既要考慮國際趨勢的變化，更要考慮國內實際情況。

        第二個問題是規劃定位的問題。我們制訂五年規劃時一定要進一步明確規劃的定位，明確規劃的功能。規劃到底是給中央政府制定的，還是給地方政府制訂的，還是給企業還是公民制訂的，應怎樣規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公民在規劃中的責任和義務等等。只有明確好規劃的定位才能使規劃可行。

        張曙光：規劃要從強國到富民

        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席張曙光表示，“十二五”要實現從強國到富民的轉變。不完成這個轉變，“十二五”很多問題很難解決。

        一個“十二五”要從強國到富民的轉變，咱們前30年基本的戰略是以政府為主導，國有企業為基礎，以強國為目標，所以不完成這個轉變，“十二五”很多問題很難解決。

        第二個要完成一個轉變，從外援工業化到內援城市化轉變，前30年基本上是外援工業化，也是世界上最能成功的工業化，哪個國家內援工業化很難成功，但是問題在于外援工業化成功以后，咱們現在出現的問題需要轉變，城市化的事情需要動我們內部資源管理，不能寄希望于外部。

        第三，如果咱們政府主導，如何使得現在的相對價格關系在“十二五”能夠逐步合理化，使經濟不斷從政府所謂主導的轉變成價格作為基礎，作為很重要的參數來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