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經新聞》：面對國內的要求，中國應該采取哪些措施予以推進？

　　夏堃堡：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加大淘汰污染工藝、設備和企業的力度；對我國現行的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作出必要的調整，限制高碳經濟模式下生產出的產品的生產和出口，大力發展低碳產品的生產和出口。

　　提高各類企業的排放標準，提高鋼鐵、有色、建材、化工、電力和輕工等行業的準入條件，新建項目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準入條件和排放標準。

　　加強對環境影響評價機構的資質審查和管理，堅決打擊環評中的腐敗現象，保證環境影響評價的質量；制定必要的經濟政策，采取必要的懲罰措施。排污收費制度要改進，罰款只有超過采取防治措施的代價的情況下，這一措施才會有效。

　　擴大“區域限批”措施的范圍，即在沒有環境容量的區域，停止批準新建增加污染排放量的項目，包括能達標排放的污染項目，直到這一地區有了環境容量為止。如果因為這些措施而降低GDP的發展速度，也在所不惜。

　　節能減排目標

　　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中國產經新聞》：中國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宣布到2020年中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將其作為約束性指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長期規劃。您如何看待減排目標對中國的影響？

　　夏堃堡：溫家寶總理和中國代表團團長解振華都表示，中國要完成40%-45%要付出艱苦卓絕的努力，這是一個挑戰。中國仍然是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不高。在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節能減排與經濟增長有一定的矛盾，但是從科學發展的角度來看，節能減排與經濟發展又是完全一致的。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以犧牲資源和環境代價來換取經濟的粗放增長是不可持續的。

　　另一方面，我國政府提出的二氧化碳減排目標，有利于促使我國加大調整產業結構力度，有利于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有利于推動我國向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這對于我們來說是個機遇。

　　《中國產經新聞》：有外國媒體報道說，中國政府提出自主減排，表明中國不再需要發達國家提供資金來應對氣候變化。這種說法對嗎？

　　夏堃堡：不對。按照《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所有發展中國家就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資金。中國所作出的減排承諾，并不表明我國放棄接受發達國家向我國提供資金應對氣候變化的權利。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有義務向我國就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提供新的和額外的資金，以及以優惠和減讓性條件向我國提供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