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他認為，從另一方面來看，綠色電力調度不是市場化行為。按常理說，企業滿足了現行的排放標準，就應該遵循市場化規則。能創造更低成本、提供更便宜商品的企業，就應該占據更多的市場份額。但是，綠色電力調度形成的模式格局打破了原有的規則，引發了利潤重新分配的問題。此外，這種綠色電力調度只是按照設計預想的一種指標，而設計不等于現實。實際上，一些企業如果低負荷運行，其能耗更高，還會帶來如線路運輸耗損、電網安全等問題。如果能夠促使企業生產效率提高，企業就會積極參與，但現在更多的是擔憂。

　　對此，他提議，應該在進行電力調度時，給小電廠一定的份額。這些小電廠可以通過交易的形式，將發電量賣給大電廠。不是行政命令，而是通過經濟市場化行為，會更加符合市場規則。

　　如何讓綠色電力調度制度更完善？

　　對于一些電力企業的這種說法，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鄭易生給予了一定的回應。

　　鄭易生首先表明了對實施綠色電力調度的態度:“這是一個好事。能夠通過電量調節實現減排，說明它有減排的潛力。此外，電力調度能夠考慮環境因素，這也是一個進步。”

　　對于由于綠色電力調度可能造成一些小電廠關閉、產生某些社會問題的說法，鄭易生的態度也比較明確:“每次搞環保，都有人提出就業、安置等問題。但不能因為有這些問題，就不關閉小電廠。湖北省既然做了綠色電力調度，就肯定會考慮到這些問題。不能把這些老問題當作新問題來提，這是邏輯錯誤。這既不是新問題，也不是真問題。”

　　鄭易生認為，綠色電力調度實際上是應用行政手段來實現減排。應用行政手段減排，要綜合平衡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特別是其方法和過程。應多方比較，要有當事人在一定程度上的參與，以避免形成明顯的偏頗與錯誤。“行政命令有時容易引起矛盾。適度公開，在規則計算等方面更有邏輯性、更加公平，以理服人，完善程序，這是社會進步，也能使環保舉措更科學合理。”

　　對于建議給小電廠一定配額，并可以通過交易的形式出售給大電廠的想法，鄭易生給予了一定的肯定。他說，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排污權交易。這樣的想法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可能存在推廣時間較長、實施起來困難等問題。湖北省是創建“兩型”社會的示范區，這也是政策創新的一個好機會。如果具備一定條件，不妨嘗試這種做法。即使是短時期的，拿出一部分進行市場交易；另一部分采用行政命令方式，可能會取得很好的效果。

　　綠色電力調度能否在其他省市推廣？

　　“綠色電力調度從根本上來說是管理減排的一種方式。”國電環境保護研究院王圣也對綠色電力調度的方式表示肯定。

　　那么，能否將綠色電力調度方式與排污權交易相結合？王圣表示很難。他說，我國在2007年就出臺了電力系統交易規則征求意見稿，但因為有很多不認同的東西、很多障礙，經過兩年的時間還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五大電力集團自身都有發展需求，而二氧化硫的指標限制又十分嚴格，所以不可能形成交易態勢。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在理論上可行，但只有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才能得以推行。

　　湖北省綠色電力調度的做法是否可以在其他省市推廣呢？王圣說，目前環保形勢嚴峻，這種方式可以在很多地區很好地推廣。但因為各地的自身情況不同，所以可借鑒的經驗也不同。比如，在華東地區，如江蘇省幾乎沒有不上脫硫設施的小電廠。而在一些低硫煤的地區，上脫硫設施的電廠比例就較低。再比如，江蘇省沒有水電，而西南地區水電豐富，就可以考慮借鑒這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