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專家、官員與企業家認為，能源戰略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重中之重，美國等主要國家紛紛制定或調整能源戰略。我國能源發展正面臨重大挑戰和機遇，應站在全球高度制定一個長遠的、符合國情的、操作性強的“整體能源發展規劃”，以此為“抓手”，統領綠色經濟發展。  

    多個國家“綠色新政”圍繞能源戰略  

    采訪中，一些專家認為，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世界主要國家推出了一系列“綠色新政”，而其核心多是圍繞能源戰略而制定的。在新一輪能源革命到來之時，以怎樣的理念實施怎樣的政策，如何應對能源和氣候變化的挑戰，將對綠色經濟的發展和未來國家競爭力產生深遠的影響。  

    美國今年接連推出以能源為核心的計劃令人矚目。1月25日，美國白宮發布一份奧巴馬總統論述美國經濟恢復和再投資計劃的報告：在未來3年內將把風能、太陽能和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能力再提高1倍；新建3000英里電網傳輸新能源。2月26日，奧巴馬向國會提交了總額為3.6萬億美元的2010財政年度預算案，這份預算案包括了被美國輿論稱為最具雄心的世紀提議，即奧巴馬政府決定推進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能源和氣候改革計劃，強制污染方排放自負。  

    有關專家分析認為，奧巴馬政府的戰略意圖非常明確，未來的經濟復蘇需要造就一個超過二三十萬億美元價值的大產業才能拉動美國經濟的再次崛起，它不但要涉及所有美國人的利益，也要關乎美國的發展方向，為此，大體量的清潔能源產業集群就是最好的引擎。目前已公布的美國能源政策只是奧巴馬能源戰略的表面文章和先遣改革，奧巴馬政府的戰略目標應該是要用未來8-15年內將美國用于進口石油等的資本建造美國的太陽能電站，風力電站和地熱電站等可再生能源產業，再造美國富有競爭力的能源產業，增加新的就業機會。  

    “美國之所以對能源那么強調，不單是能源本身的問題，而且是因為全球氣候變化問題迫在眉睫。”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一位專家表示，從18世紀后期以來的歷次經濟長波中，中國都是旁觀者、跟隨者，現在處于再生能源變革的時候，在這方面我國有一定的基礎，甚至在一些方面還處于世界領先位置，如果有機會和美國并駕齊驅，中國應做好準備。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不久前指出，氣候變化是當今人類面臨的明確無疑的挑戰，同時也將在下一個世紀里成為商業領域最強有力的“游戲規則改變者”———這是一個“必須牢牢抓住的機遇。”  

    有關專家認為，在危機的沖擊下，雖然中國也選擇了能源產業的升級改造作為拉動內需的重要領域，但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的轉型并未將能源產業作為主力產業，也沒有明確表示將能源產業的變革作為一場新技術革命來經略。武漢大學教授伍新木說，金融危機為中國創造的最大的歷史機遇就是以創新性的技術徹底改造中國的能源體系，而如果不能緊緊抓住，就有可能失去一次主導全球新技術革命的歷史機遇。  

    “我國加快綠色經濟發展必須有一個明確的方向，以整體能源規劃作為‘坐標系’可能是一個最佳選擇。”發改委能源研究所能源效率中心主任郁聰、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常務理事馬學祿等專家認為，這樣可以一舉四得：一是應對當前的金融危機，能夠拉動投資擴大內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二是應對氣候變化，通過能源“杠桿”調整產業結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三是搶占未來經濟發展的制高點，提升中國國際競爭力；四是調優能源結構，確保我國未來能源安全。  

    “小腳穿大鞋”同樣不利于產業發展  

    專家指出，制定整體能源戰略規劃應具備長遠眼光，避免出現像過去的“大腳穿小鞋”的情況發生。同時還要兼顧當前、符合中國基本國情，“小腳穿大鞋”同樣也不利于能源產業的發展。那么，應選擇怎樣的著力點？綜合多名專家和業內人士的觀點，一是體現對傳統能源清潔化改造的力度加大，二是體現加快新能源發展的創新支持。  

　　“能源戰略首先應符合基本國情。”一位資深電力專家認為，我國正處在總能耗急劇增長的重化工業階段，在較長時期內工業用能還要靠大火電、大水電。我國能源的基本現實是“缺油少氣多煤”，東西部經濟水平和資源布局不均衡。到2050年，煤仍將是我國能源的主力，雖然煤在總能源中的比例可能會由現在的75%下降到60%左右，但總量仍會不斷增加。由于以可再生能源置換目前的燃煤為主的能源體系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所以，推進清潔煤的計劃與發展可再生能源同等重要，這個發展也是從傳統能源到可再生能源發展的必然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