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修復的市場有多大?

　　“一旦市場打開將會非常巨大，遠遠超過大氣和水，幾十萬億元才能解決土壤的問題。”環保部生態司司長莊國泰對土壤修復市場估算稱。

　　但現在，土壤修復市場遠未打開。根據環保部、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即將完成并公布的全國第四次環保產業調查結果顯示，在環境服務業領域的8千多家企業中，截止2011年底，涉及土壤治理的生態修復企業僅僅占3.7%。

　　同時，在立法規劃層面，已經啟動兩年多的《土壤污染防治法》至今沒有出臺，目前還糾結于立“保護法”還是“防治法”的層面;而作為和“大氣十條”并列的三大治理行動計劃之一的土壤行動計劃，將會在“水十條”(《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后最后一個出臺，目前還在編制成稿過程，距離公布尚遠;不僅如此，早在2010年就已結束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至今沒有公布結果，土地污染數據已經成為“國家秘密”。

　　而在治理層面，一位土壤修復治理龍頭企業的高層告訴經濟觀察報，它們每天都會接待來自各地的官員，但能落地的項目卻寥寥無幾，究其原因，主要是沒有成型的商業模式，而且地方政府要么沒有修復的動力，要么只有土地置換的沖動，土壤修復市場儼然成為一場“誰出錢治理”的博弈游戲。

　　前景很美麗，現實卻很骨感。目前土壤修復市場還在出發點，這個環保行業最大的市場，還在等待的真正啟動。

　　“法”的爭議

　　在日前舉行的“2013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環保部副部長吳曉青透露，環保部、發改委和國家統計局聯合開展的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及相關產業調查已基本結束，目前正在編制公報和數據的會審，初步的調查結果是，中國環保產業的從業機構約為2.4萬家，上市公司約400家，年營業收入約3萬億。

　　“根據第四次環保產業調查，環保產品方面，主要集中在水和大氣的污染防治上，占到80%的市場份額，對比土壤生態修復，在環境服務業領域的8千多家企業中，土壤生態修復企業僅僅占3.7%，由于很多的規劃、要求即將出臺，市場需求還沒有完全凸顯出來。”環保部科技標準司司長熊躍輝表示。

　　莊國泰也向經濟觀察報透露，“《土壤環境保護和綜合治理行動計劃》目前在編制成稿，還沒有上報，大氣行動計劃‘大氣十條’已經發布，下一步將是‘水十條’，最后是土壤。”

　　莊國泰還透露了土壤行動計劃的五個重點規劃方向，主要包括耕地和土壤的環境保護、土壤污染源的源頭控制、被污染地塊的風險管控、試點示范以及土壤環境監管能力和監測體系建立等。

　　“像被污染地塊的風險管控方面，現在耕地有些地方受污染還是比較嚴重的，因為食品安全正式發布還需要等相關方面批準才能發布，耕地的污染面積不是幾畝來算的，都是上千萬畝的數量級。”莊國泰表示，“我國對土壤的監管還比較少，未來幾年的重點主要是做試點示范，現在初步設計有三個方面，一個是工業污染場地，由于不同的污染物，不同的地理條件修復的技術也不同，要建立相應的技術規范和標準體系，但現在都還沒有建立，在編制規劃的時候，很多都是拍腦袋，因為不同的技術路線治理投入預算是不一樣的，所以需要試點示范來建立這套修復的標準和技術規范;第二是耕地的修復，主要是重金屬污染如何治理;第三是區域性的修復，區域修復不單單是技術的問題。”

　　除了行動計劃，立法方面，也備受掣肘。“到2017年都是做基礎的階段，現在全國人大已經明確，本屆人大要立《土壤污染防治法》，這個立法實際上在兩年前就開始了，現在研究、條例都已經寫出來了，但對土壤立法仍有兩種觀點，一種是認為應該立《土壤污染防治法》，一個是認為應該立《土壤環境保護法》”莊國泰表示。

　　莊國泰希望是《土壤環境保護法》。在他看來，實施保護、風險管控和治理的費用的比例基本為1:10:100，這意味著，保護投入1元，到風險管控就要10元到治理就是100元。從國家現有的監管能力來看，土壤防治比空氣和水更難更復雜，如果能夠先設立保護性的監測措施，可能會更好一些。

　　此外，早在2006年啟動2010年結束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至今沒有公布結果，這些土地污染普查數據花費了10億元。“像行動計劃，是要到2017年才能完成基礎性工作，我相信其間會有過渡的方法，但對于土壤修復企業來講，政策機制的支撐才是最重要的。”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會長文一波對經濟觀察報表示。

　　商業模式爭議

　　除政策方面外，作為修復市場主角之一的土壤修復公司對于市場的啟動，也有不同的視角和看法。

　　一位土壤修復龍頭企業的高層對經濟觀察報表示，“我們每天都會接待來自各地的官員，但能落地的項目卻寥寥無幾，主要是沒有一種商業模式能賺錢，而且地方政府對于土地修復的資金，要么算不清賬，要么沒有資金，很多地方政府沒有修復的動力，有的，也只有進行土地置換的沖動。”

　　土壤修復市場儼然成為一場“誰出錢治理”的博弈游戲。對此，文一波表示，“比如湘江流域重金屬污染事件，就是和地方政府的出資博弈，到現在沒有一個結果，其主要原因就是賬算不清。”

　　“雖然土壤修復的市場空間巨大，但是在政策和商業模式上還沒有解決，現在的主流商業模式主要是土地置換和房地產結合，但在這種模式里面，地方政府的手伸得太長。”文一波表示，“能開展這種模式的，都是房價高的城市，像二三線城市，房價每平米只能賣三四千元，做不來，只有一線城市土地開發價值大，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可以。”

　　所謂土地置換和房地產結合的模式，就是一塊被污染的土地，在土地修復完以后可以變性為開發用地，通過土地升值來抵扣修復的資金。假設修復花了兩億元，招拍掛之后相比此前售地多出三億元，這樣就可以拿出兩億用于修復的成本，就是說，這種模式的前提是要開發之后的增值要大于等于修復的成本。

　　但這種模式在一線城市展開過程中也遇到了一些問題。“現在由于規范和標準制定不夠嚴格，而且執行也不嚴格，就導致了在實際展開過程中變了樣。”上述土壤修復龍頭企業高層表示，“比如需要置換1000方，但修復企業只置換200方就走了，你能說它沒治理嗎?還有一種，就是把污染的土運走，就了事了。”

　　目前，有省份通過發行地方債的融資模式來進行土壤修復，但文一波表示，這種模式解決不了根本問題，“所謂債，就是要還的，而且現在很多用于土壤修復的地方債發行后都被用于了其他方面。”

　　而在文一波看來，所有的爭議和博弈都基于資金的缺乏。“對于土壤修復，中央想出30%-40%，讓地方出60%-70%，但地方希望中央出60%到70%，地方出30%到40%，事實上，地方政府連30%-40%都不出，中央出60%-70%就夠了，把盤子做大一點，就剛好夠了。”上述土壤修復龍頭企業高層表示。

　　該企業高層人士還表示，“我們現在簽了很多框架協議，農村面臨的污染，在技術上沒問題，比如重金屬超標，可能經過三五年，就可以把土地變成正常，但是農民不干，你讓它三五年不種地，就等于失去了生活成本的來源，地方政府也不愿意出這個錢。”

　　對此，莊國泰也表示，“中國土壤污染比較嚴重的地區主要是南方地區，尤其是西南，在治理的過程當中要讓農民有經濟收入，還可以達到治理的目的，這比較難。”他認為，現在制約整個土壤污染治理的問題，主要是機制、法律責任和地理問題三個方面。

　　“與大氣和水相比，土壤的源還未完全控制住，‘十一五’期間做了一個土壤調查，跟‘七五’相比，土壤鉻超標增長了25%，如果不抓緊控制和治理，到2050年，可能會超標非常嚴重。”莊國泰表示。

　　“土壤修復市場短時間內做大不太現實，但對于企業來講，技術和業務布局可以啟動，政策探討也應該廣泛展開。”文一波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