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窗外，霧霾漫天。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亞太區辦公室主任樸英雨坐在主席臺上，從口袋里拿出一個口罩蒙住口鼻。會場上的人們都被他這一近似行為藝術的舉動觸動了。

　　“毋庸諱言，整個亞太地區的大氣污染已經很嚴重了。不幸的是，這一地區還有很多人買不起口罩。雖然一個口罩花不了多少錢，但很多人一天掙不到兩美元，口罩對他們來說都是奢侈品。即使為了這個理由，我們也必須治理大氣污染，讓人們不再需要口罩。”

　　這一幕發生在由中國環境保護部、外交部近日聯合主辦的亞歐空氣污染防治能力建設研討會上。面對大氣污染這一亞歐國家面臨的共同挑戰，來自近20個亞歐會議成員的政府官員、專家學者、業界代表及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亞歐基金等機構代表各抒己見，介紹了各自國家大氣污染防治政策和技術的最新進展，并表達了對大氣污染治理的獨到見解和看法。

　　大氣污染是全球共同問題

　　歐洲離世衛組織標準也很遠

　　去過歐洲的人往往對歐洲清新干凈的空氣印象深刻。事實上，歐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也曾留下諸如1930年比利時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等慘痛記憶。經過幾十年的治理實踐，歐洲空氣質量大為改善，其間積累了豐富的政策和管理經驗、先進技術，并建立了發達的環保產業。

　　盡管經過治理，歐洲的排放水平以及一些大氣污染物濃度都有所下降，但說歐洲大氣污染問題已經解決還為時過早。根據歐洲環境局最新發布的《2013歐洲空氣質量報告》，在歐洲城市人口中，若按歐盟指導值衡量，20%~31%的人生活在PM2.5超標的環境中，22%~33%的人生活在PM10超標的環境中；若按世界衛生組織（WHO）指導值衡量，這一比例分別高達91%~96%和85%~88%。數據表明，歐洲空氣質量遠未達到WHO指導值，離歐盟指導值也還有一段距離。

　　空氣質量讓國人羨慕的歐洲尚且不能達標，我國離國際標準的差距自不待言。環境保護部環境保護規劃院副院長王金南表示，我國大氣環境污染十分嚴重，大部分城市PM2.5濃度超過WHO第一階段目標值的標準，北方城市基本都達不到，南方城市只有少數能達到。

　　根據我國現行空氣質量評價標準，我國重點區域城市超標率為15％；根據我國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重點區域城市超標率將達82％；若按WHO第二階段目標值（即美國、香港水平），重點區域城市超標率將達99％；若按WHO第三階段目標值（即歐盟水平）和空氣質量指導值，重點區域城市將無一達標。

　　各國治理經驗可供借鑒

　　日本摸索中找到治理之道

　　比起歐美國家，鄰國日本的經驗更容易得到我們的關注。來自日本地球戰略研究機關的小柳秀明先生用中文向大家介紹了東京、川崎、北九州等城市大氣質量的變遷。日本在長達近50年的時間里，堅持不懈地開展大氣污染防治工作，過去布滿陰霾的天空如今被藍天白云取代，曾經的公害多發地也已成為今天的環保模范城。

　　小柳秀明說，大約半個世紀前日本也是發展中國家，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前后，經濟得到了飛速發展，但發展模式走的也是“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和現在中國的情況不同，當時的日本，沒有能夠借鑒的先進的大氣污染防治政策方面的經驗，也沒有脫硫、脫硝、集塵等優秀的環保技術。在這種惡劣的條件下，日本一邊進行技術研發一邊推動污染治理工作。

　　有記者問到，日本出臺一系列政策標準對促進大氣污染治理起到了多大作用，小柳秀明對此表示：“倘若沒有技術，制定法律、制定排放標準都沒有用。我們采取的辦法是，積極鼓勵企業進行技術研發，企業若缺乏資金，則由政府提供一些補貼。”

　　另外，日本之所以能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實現污染物減排的顯著成效，與其及時進行能源結構調整有很大關系。“由于日本是能源、資源匱乏的國家，能源儲備大多依賴進口，因此我們在發現煤的消費可能造成大氣污染問題后，就大幅減少煤的進口，而改用天然氣了。”小柳先生這樣解釋。

　　國際合作應對治理難題

　　亞太地區急需技術、人力和資金

　　“韓國的大氣污染治理比較成功，因為有政策，但主要還是因為有技術和人力，以及最重要的——資金。”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亞太區辦公室主任樸英雨說，“不幸的是，亞太地區很多國家有很好的政策，但沒有付諸實施，因為缺乏必要且有力的手段，因此我們需要國際合作，需要技術、人力和資金，幫助這些國家應對大氣污染問題。”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僅適用于應對氣候變化，也同樣適用于解決大氣污染問題。”樸英雨表示，“目前技術是有的，但很多國家用不起，所以我們要找到一種機制，讓他們也用得起這些技術。”

　　樸英雨認為，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對于治理大氣污染來說意義重大。相較于固體廢棄物污染和水污染，各國大氣污染中主要因子大致趨同，也就是說，面對共同的敵人；而水污染或固廢污染，由于地域不同可能會存在較大差異。在發達國家適用的技術，在發展中國家不一定能直接用。但大氣污染物基本是標準化的，所以技術是可以通用的。

　　談及國際合作，小柳秀明也表示，中國有“后發優勢”，能夠從發達國家引進有關大氣污染防治政策的經驗和優秀的節能、環保技術。同時，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也有足夠的環境投資能力，即可以采取‘跨越式’對策。“日本愿意為中國采取‘跨越式’對策提供所需的經驗和技術。”小柳秀明表示。

　　大氣污染治理刻不容緩

　　各國都把公眾健康放在首位

　　歐盟委員會代表EnricoPisoni介紹說，歐盟空氣質量政策的長期目標是：“達到對人體健康和環境無重大負面影響的空氣質量等級。”為此，歐盟制定了到2030年，全面評估當前政策、詳細檢查未來排放計劃及其對健康和環境影響的計劃。由此可見，歐盟制定嚴格的空氣質量標準自有其道理。

　　在大氣污染物指標的選擇上，我國也把公眾健康作為首要考慮因素。王金南表示，由于常規的3項指標難以真實反映環境質量狀況，與公眾直觀感覺相矛盾。此外，PM2.5對人體健康的危害遠高于傳統污染物，且重點區域PM2.5污染異常嚴重，部分地區年均濃度為國家標準的兩倍以上。基于以上考慮，選取SO2、NO2、PM10和PM2.54項指標全面反映重點區域空氣質量改善情況。

　　現場有人問，大氣污染治理與應對氣候變化誰更重要？目前有沒有協同控制技術？“這主要取決于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在大氣治理過程中，有可能同時產生更多溫室氣體，這是一個世界性難題。但從各國治理歷程來看，還是優先考慮治理大氣污染，因為大氣污染對公眾健康影響是正在進行時，而氣候變化對人體健康的影響則是長期的過程。”王金南說，“不能說現在考慮氣候變化，就不治理大氣污染了。至于有沒有比較好的協同控制技術，還有待科學研究。”（記者 郭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