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問題已成為當前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瓶頸之一。由于環境治理具有明顯的正外部效應，屬于市場失靈范圍;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則，市場微觀主體不愿主動承擔責任。這就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包括財稅、金融等經濟措施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對此進行干預和調控。

生態環保財稅政策現狀

目前有關生態環保的財政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制度、環保預算投入、政府采購和排污權交易機制;稅收機制主要是通過征稅限制和稅收優惠引導來實現。

當前，我國有關生態環保的財稅政策主要有：

一、財政政策

我國目前有關的生態環境保護財政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制度、環保預算投入、政府采購和排污權交易機制。

排污收費制度是籌集環境治理資金的手段之一，長期以來主要收費項目包括污水、廢氣(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煙氣林格曼黑度和其他污染物)、固體廢棄物(粉煤灰、冶煉渣、爐渣、煤矸石、尾礦和其他渣)、危險廢物(以填埋試處理不符合國家有關規定的危險廢物)及噪聲超標準排污費。按照2003年頒布的《排污費征收使用管理條例》的規定：排污費實行“收支兩條線” 管理，專款專用，主要用于重點污染源防治，區域性污染防治，污染防治新技術、新工藝的開發、示范和應用以及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污染防治項目的撥款補助或者貸款貼息。

環保預算資金屬于財政預算專項投入，用于環保研發和環境治理。近年來，我國環保預算資金不斷增加，2007年到2011年我國環保財政預算支出分別為995.82億元、1451.36億元、1934.04億元、2441.98億元、2640.98億元，增長速度較快，是環境治理與保護的主要經費來源。

政府采購一般是通過招標方式集中采購商品。政府采購的環境標準不斷提高，對降低排放、改善生態環境有重要作用。

排污權交易是一種基于市場的經濟手段，有利于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配制資源作用。早在1990年~1994年，原國家環保局在全國16個重點城市進行了“大氣污染物排放許可證”制度的試點。2002年3月，原國家環保總局決定在山東、山西、江蘇、河南和上海、天津、柳州開展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控制及排污權交易政策實施的示范工作。2001年11月，江蘇南通，出現了我國第一例排污權交易。2002年，江蘇完成我國首例異地二氧化硫排污權交易。這種方式保證了生產發展所急需的排污容量供應，又不因為發展生產而超過二氧化硫總量控制指標，同時，實現脫硫的企業每年又可得到經濟回報。為了保證每年有富余指標供應給買家，賣方必須保證脫硫設施的良好狀態，提高了企業環境保護的積極性。

二、稅收政策

關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稅收機制主要是通過征稅限制和稅收優惠引導來實現。目前已經開征的有益于環境保護的稅種主要包括資源稅、消費稅、車船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城鎮土地使用稅、耕地占用稅和企業所得稅。

資源稅的征收主要是為了引導大家節約利用資源，減少浪費，并且通過差別稅率防止采富棄貧行為。消費稅的征收目的主要是調節消費結構、引導消費方向，同時有利于對環境的保護和優化。車船稅對乘用車和中輕型商務客車按照尾氣排量分別確定年征稅額，排放量大的稅額高，排放量小的稅額低。城市維護建設稅的稅款專門用于城市規劃、環境維護和建設，對于生態環境的改善起著重要作用。城鎮土地使用稅的征收旨在促進對城鎮土地的合理開發與利用。耕地占用稅旨在保護農村耕地資源，維護農村生態環境。

企業所得稅則主要是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保護環境，主要包括對企業綜合利用資源取得的收入，從事符合條件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項目的所得，購置并實際使用符合規定的環境保護、節能節水、安全生產等專用設備的投資額等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

財稅政策存在的問題

財政政策運用不到位，現有稅收政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作用不充分，排污權交易制度發展緩慢。

已有的財稅政策對于生態環境的保護有一定積極作用，但仍存在諸多不足。

一、財政政策運用不到位

對污染物排放的財政收費標準制定不科學。長期以來，這項制度一方面只對超標排放收費，而且收費標準較低，導致排污收費資金不能滿足污染治理的資金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排污收費額度低于污染治理費用，排污企業基于收益最大化原則，選擇為污染物排放繳費而不主動進行技改減排，不利于生態環境的治理和保護。以企業排放二氧化硫為例，我國《大氣污染防治法》要求超標排放企業繳納罰款，企業每排放1公斤二氧化硫，有關管理部門收取0.2元的排污費，而企業減排1公斤二氧化硫，則支出遠遠超過0.2元。受利益驅使，很多企業寧肯繳排污費也不愿積極治污。

環保預算投入占GDP比重較低。國際經驗表明，當治理污染投入占GDP的比例達到1%~1.5%時，才能基本控制環境污染;占比達到2%~3%時，才能改善環境質量。20世紀后期，發達國家環保投入一般占GDP的2%~3%左右。然而，2007年到2011年我國環保財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均不足1%，不能充分滿足環境治理需要。

政府采購的環保引導功效不明顯。從環保角度來看，由于目前政府采購存在宣傳不充分、信息不對稱、透明度不高、監管不到位等問題，導致企業的參與度較低，競爭不充分，采購產品的節能環保功效受到影響。根據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組織中國節能產品認證中心對我國15個政府機構耗能設備和器具狀況的抽樣調查和統計分析顯示，抽查的15個單位的節能潛力為8682噸標準煤， 占2001年能源消耗總量的23.5%。這說明，政府采購項目節能和改善環境的潛力較大。

二、現有稅收政策對生態環境的保護作用不充分

資源稅課稅范圍的有限性在一定程度上縱容了非稅資源的過度消費與浪費，而較低的定額稅率使得企業的資源稅收成本有限。雖然原油、天然氣已經改為比例稅率、從價計稅，但是我國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2010年煤炭消費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8%)，因此，資源稅改革對環境保護的作用還不太明顯。

消費稅課征范圍過窄不利于消費稅環境保護功能的發揮，而且消費稅主要在生產環節征收，很多的消費者對消費稅知之甚少，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費稅的環保功能。

城鎮土地使用稅和耕地占用稅均實行定額稅率而且稅率較低，對保護土地資源作用有限。

城市維護建設稅是一種附加稅，以納稅人應繳的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為計稅基礎，按比例征收，從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這一稅種對優化環境的功能和作用。
而現有的稅收優惠措施范圍有限而且形式以減免稅為主，不夠靈活多樣。實踐中如果納稅人對相關優惠政策不了解，有可能享受不到應有的稅收利益，從而影響其環境優化的效果。

三、排污權交易制度發展緩慢

目前，我國的排污權交易市場平臺和價格機制還不夠完善。自2007年11月10日第一個排污權交易中心在浙江省嘉興市掛牌成立以來，不少省份都初步建立了排污交易平臺。目前，江蘇南通、浙江嘉興等不少地區已有排污權交易的實例，不過都是在環保局撮合下企業間點對點的交易。排污量的拍賣仍屬于環保機構參與的一級市場，雖能增加一定的收入，但是對企業減少污染排放的刺激效應不強。促進企業進行技改減排的二級交易市場還有待開發。

優化財稅政策建議

增加環保財政投入，加強監督管理;完善環境稅收政策;創新價格機制;實施政府綠色采購，引導可持續消費。

長期來看，在環境治理方面應充分發揮財政的調節作用和稅收的限制與引導功能。一方面，通過征收稅費抑制資源浪費和污染物排放;另一方面，通過財政支持和稅收優惠手段促進節能設備的開發與應用，改善生態環境。

第一，增加環保財政投入，加強監督管理。

一是加大節能和環境治理的資金投入。進一步增加環境保護預算資金，并逐步提高環保資金財政投入占GDP的比重。進一步完善環保資金的投入結構。環保資金投入應以轉變產業結構為主，支持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與利用，加快技術升級與改造，盡快淘汰落后產能。

二是創新投入機制。除了預算投入之外，積極運用財政貼息、“以獎代補”等較為靈活的財政補助方式，支持環保項目的研發與建設。財政貼息能夠更充分地利用信貸資金，補充公共財政預算環保資金的不足;“以獎代補”方式相對于直接補助，更能激發企業改善環境的積極性。

三是建立健全資金使用監督機制。任何形式的資金支持，都應有完善的資金使用監督機制，確保資金能夠充分發揮效益。除了財政、環保等部門監督，還應建立有效的公眾監督和參與機制，調動社會公眾參與環境治理的積極性，擴大監督范圍，提高資金使用效率。

第二，完善環境稅收政策。

完善現有稅收制度。加快資源稅改革步伐。在對原油、天然氣從價計稅的基礎上擴大從價定率征收范圍，使資源稅全部與價格掛鉤，提高資源稅對資源市場的調節能力;擇機擴大資源稅的課稅范圍，把具有生態意義的資源整合到資源稅調節范圍。改革城市維護建設稅。探索把城建稅作為一個獨立稅種的運行模式，主要是對城建稅的納稅人、計稅依據、稅率等基本要素進行重新設計，通過差別對待原則，充分發揮這一稅種對環境保護的引導和資金支持功能。充分發揮稅收優惠的引導和激勵作用。要加強對現有稅收優惠政策的宣傳，使納稅人熟悉政府利用稅收優惠政策的環境導向，從而進一步調整自身經營行為。要認真貫徹執行已有的稅收優惠政策，進一步提高納稅服務水平和能力，不能因為納稅人不了解政策而削弱優惠政策的引導功能。

加快環境稅的立法步伐。稅收作為調節經濟的杠桿，對節能減排、保護生態環境有較強的引導作用和調節功能。因此，應盡快對環境稅的征稅范圍、計征依據、稅率設計進行測算和論證，按照立法程序制定環境稅收制度。目前，西方各國普遍開征的環境稅主要有：空氣污染稅、水污染稅、固體廢棄物稅、噪聲稅、垃圾稅等。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環境稅占稅收收入和GDP的比重均呈現上升趨勢，環境稅的作用逐漸加大。我國應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結合國情，盡快開征環境稅。我國環境稅的設計應在原有排污收費制度的基礎上進行，是費改稅的組成部分，不會過多地增加納稅人的負擔，但是會有針對性地加強對生態環境的保護。

第三，創新價格機制。

完善排污收費定價機制。應進一步規范排污收費價格機制，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在現有收費基礎上，以污染治理成本為基數重新核定收費標準，將環境要素成本量化納入收費標準。

建立健全排污權交易二級市場。我國目前的排污權交易還不夠普遍，而且排污權交易制度還不夠完善。由于企業減少排放量指標不能進行自由市場交易而彌補相應成本，企業減少污染排放量的積極性不高。因此，要結合國外實踐，加快排污權交易的制度建設和立法進程，包括污染排放總量的控制以及將排污權有償出讓的制度設計，激發企業減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激活和完善排污權交易二級市場。
第四，實施政府綠色采購，引導可持續消費。

政府采購對環境的保護和優化具有雙重效用。一方面，政府購買商品的排放標準對環境有直接的影響;另一方面，政府購買具有導向功能。節能、環保的集中采購會引導企業進行技術改造，更多地生產節能環保產品，從而促進全社會能效的提高和環境的改善。政府采購要處理好微觀經濟利益和宏觀社會利益的關系，不斷提高商品采購的環保標準，發布綠色采購清單和操作規范，建立綠色采購信息平臺，并進一步完善社會監督機制。

第五，加大宣傳力度，提高全社會成員的節能環保意識。

改善生態環境是一項需要全民參與的社會性事業。目前我國生活污染比較嚴重，且有逐年上升的勢頭。近年來城市生活垃圾以年均10%的速度在增長，對環境的危害日益加劇。要發揮新聞輿論監督作用，通過電視、廣播等多種渠道，加大環境宣傳報道力度，使公眾認識到生態環境與自身行為息息相關，逐步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企業為主體、全社會成員積極參與的環境治理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