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天更藍了，水更清了

“十五”后3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11.67萬億元增至18.5萬億元。單位GDP能耗上升9.8％，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分別上升32.3％和3.5％。

而到了“十一五”，我國以能源消費年均6.6％的增速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11.2％的增速，在環境壓力超過規劃情景的情況下，單位GDP能耗下降19.1％，兩項主要污染物均提前超額完成任務。

一升一降，一增一減，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如此短的時間，如此大的轉折，數據變化的背后，是發展理念的轉變，是發展方式的嬗變。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加深了這樣一種認知:環境保護和經濟能夠協調發展，在經濟快速增長情況下，能耗指標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可以實現下降

 “十五”計劃設置了兩項主要污染物減排10％的控制目標，但到了承上啟下的2003年，全國二氧化硫和煙塵排放量比2002年增加8％~15％。“十五”期間，經濟發展指標大多完成，但環保指標沒完成。

經濟要發展，就會消耗資源，產生新的污染排放，污染物排放量隨之增加似乎成了雷打不動的“鐵律”。

這一“鐵律”必須打破！

 “十一五”開局之年，黨中央、國務院高瞻遠矚，審時度勢，把節能減排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約束性指標，完不成任務就要問責。

這一年，在國內生產總值突破20萬億元、增長10.7％的情況下，化學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增長1.2％和1.8％，增幅同比分別下降4.4％和11.3％，快速增長的勢頭初步得到遏制。

2007年，污染防治由被動應對轉向主動防控，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總量首次實現雙下降，同比分別下降3.14％和4.66％，被人民日報評為當年國內十大新聞之一。

2008年起，雖然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國家實施了四萬億投資計劃，污染物下降的趨勢依然得到保持。

經濟快速增長情況下，節能減排指標能否實現下降？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給出了肯定的答案。

這10年，節能減排重視程度之高、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黨中央、國務院把節能減排作為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科學發展的重要抓手，把環境保護提高到事關國家長遠發展和人民切身利益的戰略位置，從宏觀戰略層面破解資源環境瓶頸制約。

既有對頂層設計的完善，也有對微觀細節的打磨；既注重釋放潛在活力，更注重激活內生動力。10年來，減排逐步成為自覺行動，更加規范化、制度化、常態化。

從河北的“雙三十”工程，到上海的環保三年行動計劃，再到浙江的“811”生態文明建設推進行動，節能減排推動環境保護真正進入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主干線、主陣地和大舞臺。

這10年，在削減存量的同時，還要消化增量，節能減排挑戰之大、任務之重，超出預期。

“十一五”期間，部分與環境相關的經濟社會發展指標實際情況超過預期，增加了消化新增污染物排放量的難度。

其中，GDP年均增幅超出預期3.7個百分點，能源消費總量超出控制目標5.5億噸標準煤，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低于預期0.5個百分點，城鎮化率超出預期0.5個百分點。

考慮到消化新增加的污染物排放量，“十一五”實際削減比例遠遠大于12.45％、14.29％。有專家指出，實際削減比例在30％~40％。

這10年，工程減排、結構減排和管理減排齊頭并進，節能減排體系日臻完善；經濟、科技、法律和行政手段共同發力，節能減排積累了豐富經驗。

這10年，政府、企業、NGO、公眾以各自的方式參與節能減排，主體更加豐富；區域之間、流域之間打破行政區劃界限，政府內部打破部門界限，節能減排機制更加順暢。

10年來，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0.7％，從世界第六位上升至第二位。正是依靠節能減排，才扭轉了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階段能源消耗強度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上升的趨勢。

10年后，節能減排的指標更多、領域更廣、挑戰更大。

實現“十二五”減排8％~10％目標，化學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量應分別削減601萬噸、654萬噸、69萬噸、794萬噸，分別占2010年排放基數的24％、29％、26％、35％。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增強了我們繼續推進節能減排的信心，人民群眾的期待和支持增強了我們不斷改善環境質量的決心。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印證了這樣一個道理:環境保護不僅不會影響發展，反而能夠優化經濟發展，從“快字當頭”轉為“好字優先”，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我國發展中面臨兩大矛盾:一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靠發展；二是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則靠科學發展。

發展和科學發展，兩字之差，境界迥異。把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入科學發展軌道，必須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

這一個10年開始時，節能減排在面臨機遇的同時，挑戰也不小。

2003年，我國成為最大的電解鋁生產國和氧化鋁消耗國，水泥總量中75％以上是立窯等落后工藝生產的，大量立窯水泥企業石灰石礦資源利用率只有40％，嚴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

不轉變發展方式、不加快調整結構、不進行污染減排，資源支撐不住，環境容納不下，社會承受不起，經濟發展難以持續。

化挑戰為機遇，變壓力為動力，一個關鍵環節在于，能否處理好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關系。

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有一個形象的比喻:在一定條件下，發展就是燃燒，燒掉的是資源，留下的是污染，產生的是GDP。

在傳統發展模式下，消耗資源多，產生污染大，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矛盾尖銳。科學發展就是消耗資源越少越好，產生污染越小越好，前者是資源節約，后者是環境友好，總括起來是又好又快、好字優先。

作為約束性指標的節能減排，將環境保護的倒逼機制傳導到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上來，為轉方式、調結構和解決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強化問題提供了有效抓手。

2006年，原國家環保總局嚴格審批各類建設項目，提高了電力、鋼鐵、石化等高耗能、高污染項目的準入門檻，對163件報告書做出暫緩批準或不予批準的決定。這一數字是2005年的3.6倍。

一種擔心由此加劇:節能減排會不會影響經濟發展？

之前和之后的發展雄辯地證明，強化能耗指標，經濟依舊可以保持高速增長；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經濟增長后勁更足、能量更大。

“十五”期間，天津市一枝獨秀，以水資源消耗的零增長和能源消耗的低增長，實現了經濟總量翻一番，二氧化硫和化學需氧量排放量比2000年分別削減20％左右。

為破解資源環境瓶頸約束，北京市下大決心促進產業升級，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對首鋼實施整體搬遷。僅此一項，對全市經濟增速影響達0.4個百分點。

北京市的一系列大動作獲得了回報:在我國大陸GDP質量內涵與排序中排行第一，綜合發展指數10年來一直穩居全國首位，成為2011年上半年氮氧化物唯一下降的省份……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證明，節能減排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更高層次的發展。

 “十一五”期間，全國累計關停小火電機組7683萬千瓦，淘汰落后產能煉鐵1.2億噸、煉鋼0.72億噸、水泥3.7億噸、平板玻璃4500萬重量箱、造紙1130萬噸，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證明，節能減排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有質量的發展。

污染減排倒逼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與2005年相比，2010年，電力行業300兆瓦以上火電機組比重由50％上升到73％，鋼鐵行業1000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爐產能比重由48％上升到61％。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證明，節能減排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更有效益的發展。

2002年，山東造紙行業的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占到全省工業總排放量的51.4％，但GDP貢獻率僅為3.4％。山東省頂住壓力，實行大大嚴于國家標準的地方行業標準。至2008年，造紙企業數量大幅減少，而產量增加一倍以上，利稅增加兩倍，化學需氧量排放量同比減少58％。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證明，節能減排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可持續的發展。

 “十一五”期間，我國取消對200余種高污染、高環境風險產品的出口退稅，拒批投資近3.2萬億元的“兩高一資”等建設項目，不僅沒有影響“保增長”大局，反而推動了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詮釋了這樣一種理念:環境保護和經濟社會發展深度融合，是檢驗執政能力的重要標尺，也是提升經濟社會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帶來的不僅是污染物排放量的改變，還有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隨之而來的環境管理戰略轉型的深化——

2012年2月2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同意發布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扣響了環境管理戰略轉型的“發令槍”，開始由以環境污染控制為目標導向，向以環境質量改善為目標導向轉變。

這一轉變雖始于2012年，但與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關系密切。

10年來節能減排的積累，為環境管理戰略轉型奠定了基礎。

這10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指標由預期性變約束性，由兩個增加至4個，一些地方還增加了對特征性污染物的控制。上海提出了總磷和揮發性有機物控制的減排任務，湖南則強化了重金屬污染控制。
 
10年來節能減排的探索，為環境管理戰略轉型提供了保障。

這10年，從中央到地方，環境監測、監察、執法、考核不斷深化，隊伍建設、管理水平、管理理念、管理模式不斷提升。江蘇等地實施“河長制”等措施，河北、浙江等十幾個省探索生態補償機制。

10年來節能減排的帶動，為環境管理戰略轉型孕育了動力。

這10年，人民群眾更加關心環境問題，更多參與環境保護，更加重視環境權益，環境意識不斷提升。2011年秋冬之交，多地頻現霧霾天氣，公眾廣泛關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的修訂。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帶來的不僅是污染物排放量的改變，還有評價體系的變革，以及隨之而來的對發展政績觀的重新認識——

政績考核是發展重心的指示器，也是引導干部行為的指揮棒。

過去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習慣于以GDP評價干部能力與政績，一些地方不惜以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十六大以來，隨著節能減排實踐的深入，一系列社會與環境發展指標逐漸納入考核，經濟增長“一俊遮百丑”時代一去不復返。

 “不摘黑帽子，就摘官帽子。”2008年4月，因境內主要河流化學需氧量濃度嚴重超標，河北省深澤縣分管環保的副縣長吃到了石家莊市政府發出的第一張紅牌，深澤縣所有新增排水項目被停批。

這只是一個縮影。

10年來，從掛牌督辦到一票否決，問責成為減排考核關鍵詞，從區域限批到流域限批，懲戒體系不斷完善。環境保護部先后對一批城市、集團公司采取了“限批”措施，對幾十家電廠和污水處理廠實施掛牌督辦。

核查核算、區域限批、考核問責不斷完善，第一次真正意義上落實了地方政府對轄區環境質量的法律責任，引導和倒逼各地重新思考發展路徑，重新審視發展理念，像重視經濟指標那樣重視環境指標。

10年來的節能減排實踐帶來的不僅是污染物排放量的改變，還有執政理念的改變，以及隨之而來的對民生工程的重視——

民生工程也是民心工程。

 “十一五”期間，從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環保的財政資金支持，帶動全社會環保投入2.1萬億元，推動環境基礎設施建設進入快車道。

在這期間，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專項規劃項目完成率為87％，較“十五”期間提高22.8個百分點。

截至今年6月底，全國已有21個省(區、市)實現了污水處理設施市(縣)級別的全覆蓋，設市城市、縣累計建成城鎮污水處理廠3243座。

在老工業基地遼寧，2008年，99座污水處理廠建設一次性啟動，超過了過去12年總和的1倍。建成后，城市污水處理率提高到86％，縣城污水處理率從8.2％提高到82％。

沒有節能減排硬指標的強力引領，環境基礎設施很難取得如此大的成效；沒有節能減排硬約束的倒逼，各級政府很難下這么大的決心。

《中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02年，空氣質量達標城市的人口比例僅占統計城市人口總數的26.3％；七大水系741個重點監測斷面中，僅有29.1％的斷面滿足Ⅰ~Ⅲ類水質要求。

而到了2011年，325個地級以上城市中，城市空氣質量達到二級以上(含二級)標準的比例為89.0％；十大水系的469個國控水質監測斷面中，Ⅰ~Ⅲ類水質斷面比例占61.0％。

一前一后，一高一低。沒有對節能減排的強力推進，沒有對民生工程的真正重視，環境質量很難取得如此大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