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傍晚六七點鐘，無法回收的垃圾陸續被送到臺北最大的垃圾焚燒廠——北投垃圾焚化廠焚燒，而這里，也是臺北著名景點，在101大樓誕生前，這座垃圾焚燒廠的“彩虹”圖案煙囪曾經是城市的地標，以世界上首個煙囪上的旋轉餐廳聞名。

當大陸各地的垃圾焚燒廠面臨“垃圾圍城”、“垃圾圍村”的時候，臺北的垃圾焚化廠面對的卻是另一個問題：垃圾不夠燒。而在10多年前，臺灣也曾爆發大規模的反垃圾焚燒運動。

“那就是北投焚化爐”，行駛在臺北市快速路上，司機指著遠處一個彩虹圖案的長柱體說。如果不是高塔上閃爍著的紅色控制按鈕，很難將這座七彩外觀的建筑物與垃圾焚燒廠的煙囪聯系在一起。

無孔不入的監督

沒有任何登記手續，記者“順利”地走進北投垃圾焚化廠。難道是疏于管理？北投焚化廠公眾服務組工作人員顧志康笑呵呵地反問記者：“為什么要登記？那樣的話，市民來參觀多不方便？”

顧志康說，不用任何事先通知，臺北市民就可進入北投垃圾焚化廠。傍晚的垃圾焚化廠，除了三三兩兩的工作人員和進出的垃圾車，非常安靜，也聞不到刺鼻的臭味。當設備運行的時候，看不見煙囪吐黑煙（因為垃圾充分焚燒產生的主要是二氧化碳和水，所以一點黑煙也沒有）。為了不引起老百姓的擔憂，垃圾焚燒廠還加了煙氣水霧控制系統。

“以前，傍晚和深夜常有市民來焚燒廠看，現在來的少了，因為可以上網監督，”顧志康說。焚化廠每兩個月要把運行狀態的各個指標公開上網，廢水、廢氣和廢棄物的排放要一目了然，市民可以質詢，環保部門每年也會委托第三方檢測機構進行突擊檢測。在臺北市環保局網站上，對公眾公開的，還有焚化爐與民營業者之間的經營合約。為了方便市民檢查，臺北市環保局在垃圾傾瀉平臺上設置了錄像設備，并連接網絡，市民隨時可以上網監督。記者在臺北市登錄北投垃圾焚化廠的網站，果然有相關軟件供下載，并能看到該廠的“即時影像”。畫面不時切換，既能看到垃圾現場輸送，也能看進爐燒的是什么——無孔不入的監督。

目前北投垃圾焚化廠配置的4臺焚化爐屬于混燒式機械焚化爐，燃燒溫度最低也要達到850攝氏度，以防止廢氣，以及致癌物質二噁英的產生。焚燒廠的二噁英排放標準0.11ng／Nm3，低于歐盟標準。

雖然經分類后需進入焚化廠焚化處理之垃圾僅剩約為15％￣40％，為解決垃圾焚燒后的底渣和飛灰固化物仍須掩埋的問題，臺北市焚化爐一天產生的38噸飛灰本要加化學藥劑制成52噸的飛灰穩定化物掩埋，而爐底渣則再利用，作為道路管溝回填。不久前啟用的新技術，則是將飛灰中的鹽分水洗及將重金屬穩定化之后，以1比300的比例作為原料制成一般水泥，達到“全回收”。

建游泳池幼兒園回饋市民

在垃圾煙囪上喝咖啡，這是北投垃圾焚化廠的獨特創意。記者乘坐電梯來到煙囪上的旋轉餐廳，只見不少游客在此一邊品嘗咖啡，吃點心，一邊愜意地遠眺陽明山、淡水河、基隆河。“每天大約有二三十名游客光臨”，餐廳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而這只是臺北的北投垃圾焚化廠垃圾處理工程的一項“回饋市民設施”。 記者看到焚燒廠周邊一派綠意盎然，大型文體中心內設SPA區水療按摩池、溫水游泳池、各類球場等，周邊鄰里地區的市民可憑身份證明免費入場。文體中心南側是幼兒園，建在垃圾焚燒廠旁邊的幼兒園爆滿，120多個學位供不應求。

“首先，當局應該承認垃圾處理工程有一定的擾民性，會對周邊的居民造成一定的不利影響。在此前提下，當局須考慮有一筆社區回饋工程的預算。如果建立一個垃圾處理廠，同時考慮在周邊建一個公園、公共文娛設施，與垃圾處理廠的負面效益形成平衡，就可以提高居民的接受度。”臺北市環保局局長吳盛忠說。

臺北市垃圾掩埋場一年付出1500萬新臺幣反饋給當地，其中最基層的里（行政層級，相當于大陸的街道），要保障70％的資金（因為受影響集中于所在里）并進行自來水補助、電費補助、免垃圾費。而焚化廠，則每燒一噸垃圾給所在區200元新臺幣回饋金，也就是每日超過30萬元新臺幣，保障20％給所在里，而相應區域則成立管理委員會管理回饋金。

1969￣1985年,臺北垃圾都是運到基隆河旁的內湖露天堆放。1985￣1994年臺北垃圾主要在山豬窟垃圾掩埋場填埋，隨著填埋場容量逼近上限，導致垃圾堆放街頭引發垃圾大戰。1991￣1998年，臺北市興建了內湖、木柵、北投三個垃圾焚燒廠。

作為“鄰避”（英文Not In　My　BackYard，“別在我家后院”，簡稱NIMBY）設施，臺北興建垃圾掩埋場和垃圾焚燒廠時都遭到民眾抗議。1998年，臺北北投焚化廠開始營運，附近居民觀察到當運送一般事業廢棄物（醫療廢棄物、輪胎等）的垃圾車進入焚化爐時，臭味會更濃。這中間有很大的經濟動因：醫療廢棄物處理一噸要5萬元新臺幣，如果偷運進入焚化爐，處理成本只需兩千元，卻給周邊環境帶來惡劣影響。于是，居民們自發性地聯合社區中的教授、老師、退休的公務員和企業人士，甚至還有檢察官，組織了一個稱為“唭哩岸環保志工團”的環保團體，長期對北投焚化廠進行監督。

召集人王培英表示，志工團工作內容是，積極做社會環保教育，倡導居民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以及垃圾減量的工作；監督焚化廠及相關單位，做好環境污染防治措施，并督促當局對居民的健康做病理醫學研究。

王培英表示，他經常半夜帶著團員和檢察官去突擊北投垃圾焚化廠，被查獲的非法垃圾，包括廢輪胎、廢電纜、土壤，甚至有醫療廢棄物，因此，“那些違法業者，現在‘跑路’的‘跑路’，被抓的被抓。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是很踏實地監督焚化爐，這樣我們所吸的空氣才會新鮮一點。”

民間與當局達成共識

臺北市有三個垃圾焚燒廠：內湖（日處理900噸）、木柵（日處理1500噸）、北投（日處理1800噸）垃圾焚化廠，日處理能力4200噸，現在飽受垃圾不夠燒的窘境，要輪流停爐休息。另有一個填埋場：山豬窟垃圾掩埋場，1994年每天掩埋垃圾2501噸，到2010年日掩埋量僅為59噸，垃圾銳減97.6％，僅填埋焚燒后的剩余物和作為應急處理設施。

臺北市僅有260萬人口，即使按每人一公斤垃圾產量計算，當年按照4000噸處理能力建焚燒廠都大大過剩，為何當年決策要建超需求的焚燒廠？對于這個疑問，臺北市環保局局長吳盛忠告訴本報記者，“10年前覺得會不夠用，準備總共蓋5座垃圾焚燒廠，現在反而3座還多了，有的廠可能要慢慢做轉型，成為博物館、環境教育中心。回頭想想當初的焚化爐發展政策，應該是在建造焚化爐之前先做垃圾減量；如果不減量，以我們的環境承受能力，能蓋多少座？”

臺灣環保組織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監事陳建志認為，正是民間團體對垃圾處理設施的監督與參與，令當局逐漸吸納了民間社會的訴求和理念，制定“零廢棄政策”，這項政策將過去著重廢棄物末端處理的方式，轉變成源頭減量與回收再利用的管理方式。“目前在源頭減量上基本上做到了預算公平，堆肥和資源回收，會有獎勵和補助；不建焚燒爐的地方，要轉運到外地焚燒，會有補償機制。”陳建志說。

最終，民間與當局達成了共識：不是更多的焚化爐，而是更少的垃圾，乃至零垃圾。

臺北只有一個填埋場

廣州與臺北都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建填埋場，對生活垃圾進行無害化處理。但到90年代廣州仍在建填埋場（建了5個），只是對生活垃圾進行消納（將城市產生的生活垃圾轉移或隔離至適當的空間置放），而臺北只建了1個填埋場，卻建了3個焚化廠，進入了原生態垃圾焚化時期，即在無害化處理的基礎上，已開始重視垃圾的減容和資源回收，處理理念、技術明顯優于廣州。

目前，臺北市只有二百多萬人口，每天有上千噸的垃圾需要焚化處理。而一千多萬人口的廣州，近期每天至少有六千噸垃圾需要焚燒處理，而廣州目前只有一千噸的焚燒處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