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公眾的抗議聲浪越來越高，但中國仍在繼續發生兒童鉛中毒的事件。據媒體披露，河南省濟源市衛生官員對擁有30多座冶煉廠的一個地區周邊的2743名兒童進行了檢測，結果在968名14歲以下兒童身上發現了鉛中毒的跡象。而新華社報道說，當地政府采取措施轉移安置了距離工廠最近的兒童，并稱一位高級管理人員承認應對此負責。

　　這是自上個月中國環境保護部部長周生賢“敦促通過新的方法處理重金屬污染，呼吁采取‘有力措施’防止鉛等材料的污染”后，發生的又一起轟動全社會的污染事件。

　　事實上，這并非是一起孤立的事件。今年8月，陜西省851名兒童鉛中毒引發村民抗議，促使政府部門關閉了應對鉛排放負責的冶煉廠。不久后，湖南省一起更大的鉛中毒事件公之于眾，有1300多名兒童被發現血鉛超標，云南省的200多名兒童也出現了鉛中毒的跡象。

　　這些事件既顯示了國內環境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顯示了在中國環保工作的復雜性。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老百姓對環境污染的承受度還是比較高的，不直接影響到老百姓的身體和基本生活，大家往往就忍了。但現在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已經逼得他們忍無可忍，血鉛超標、癌癥村、飲用水中毒之類的事情一再發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此前表示，環境污染問題已成為容易引發農民群體性事件的因素之一。

　　目前看來，正如在能源問題上一樣，中國在環境問題上已沒有退路。各種各樣的環境污染、大范圍的水系污染、生態破壞與退化、由環境引發的疾病與公共衛生事件……這不僅損害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還使得人們當前的生存面臨環境危機。如果不能及時清理過去幾十年里環保的巨大欠賬，類似的事件將會以更大的頻率出現，造成愈加嚴重的影響。

　　在這種局面下，就使得環境問題在中國的公共政治與社會生活中有了提升的必要――中國需要把環境問題政治化和公眾化。

　　所謂政治化意味著，“講政治”也應該要“講環境”；公眾化意味著，在環境保護中如何去更多體現公眾的意志，而不只是政府或利益集團的意志。

　　在筆者看來，要解決中國的環境與資源問題，小修小補已經不能解決問題了，一定要從決策和戰略入手，然后將其轉化為可執行的法規和政策，并輔之以嚴厲而透明的公眾監督。中國正式提出搞環境保護已經30多年了，卻依然沒有走出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未來要想真正扭轉中國在環境污染上的被動局面，必須從執政和民生的高度來看待和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