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媒體報道稱，中國1/3以上的城市均深陷垃圾圍城困局。另有數據指出，現在中國除縣城之外的668個城市中，有2/3的城市處于垃圾包圍之中，1/4已經無垃圾填埋堆放場地。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超過5億平方米，每年的經濟損失高達300億元。

　　與此相對應的，是僅為50%左右的城市垃圾處理率。一些早早興建的垃圾處理設施，在城市的快速膨脹中，也迅速陷入超負荷運轉的窘境。如承擔廣州市9成垃圾填埋量的興豐垃圾填埋場，由于垃圾增幅過快，將于2012年被填滿，而北京市的所有垃圾填埋場也將在5年內飽和。

　　如今，面對如何拆除圍城垃圾這枚巨型“炸彈”的問題，許多城市的答案又從填埋變成了焚燒。

　　2000年以來，國家陸續(xù)發(fā)布了一系列鼓勵垃圾焚燒產業(yè)發(fā)展的政策，目前我國共有62個垃圾焚燒廠。放眼全國，已經擁有焚燒爐的城市包括哈爾濱、大連、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寧波、溫州、武漢、重慶、廣州、太原……這個名單還在不斷增加中。

　　垃圾焚燒是確實曾在歐美國家盛行過，二惡英污染風險和投資運行成本過高這兩大弊端，使得垃圾焚燒在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的高潮之后，目前在國外已經成為了一種“夕陽產業(yè)”。

　　他們目前都處于關閉垃圾焚燒發(fā)電的潮流之中。德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等都早已相繼頒布了“焚化爐禁建令”或部分禁建令。日本高峰期建設有6000多座垃圾焚燒設施，但到目前僅存1280座。即使是經濟不是很發(fā)達的菲律賓，也頒布了垃圾焚燒設施建設的禁令。

　　處理垃圾的有效做法其實早已存在：通過提倡循環(huán)再用和減少包裝來減少生活垃圾的產量。即使沒有得到循環(huán)利用，僅僅是有效地對垃圾進行分類，都能使焚化爐的排放更容易達到標準。因為焚燒單一成分時，溫度可以被更精確地控制。

　　這也是垃圾管理一直遵循的優(yōu)先次序原則：reduce(減量)、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環(huán))。首要的一個是在源頭減量，實行垃圾分類。

　　其實，在50多年前，中國有一些城市早已是世界上垃圾分類最先進的城市，那時幾乎所有的大街小巷都布滿了“廢品回收站”，可惜，這套廢品回收體系在80年代末慢慢萎縮。

　　這種萎縮換來的是民間自發(fā)武裝消滅垃圾的戰(zhàn)斗力的迅猛增長。上世紀80年代末，來自四川、河南、安徽一帶的農民，把“從垃圾堆里掘金”的事業(yè)做得無比熱絡。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廣州有拾荒大軍10萬人，廢品收購站及臨時性收購點約5000個，其中有登記注冊的約2100個。只可惜，他們一直被垃圾管理者視為競爭對手，被城市管理者視為“小商小販”，不是遭受盤剝，就是遭受打壓，因此，對抗垃圾能力最強大的民間武裝，一直得不到建立集團軍的機會。

　　到目前為止，中國城市垃圾處理的企業(yè)由政府管理，政府仍是城市垃圾處理惟一的管理主體，也是主要的投資主體和運營主體，這阻礙了市場化的發(fā)展。

　　來自政府的大量補貼，是垃圾產業(yè)在中國被稱為“朝陽”產業(yè)的重要原因，但是許多企業(yè)受利益誘惑，產生了不少問題。

　　中國大城市的垃圾桶采取“大類模糊”的設置方法就是很好的例證。西方國家一般對垃圾桶進行詳細分類，便于民眾進行垃圾投放。但是中國不同。

　　對垃圾回收企業(yè)來說，如果標準越具體，老百姓做得越好，進入回收體系的垃圾越多，他們能夠獲得的補貼就越少。這事實上是過去數年里垃圾分類推廣不理想的根本原因。

　　補貼政策催生了虛報。北京一家垃圾填埋場采取垃圾清運車重復稱量的方法，使其上報的日接受垃圾量比實際數字多50％，這五成“莫須有”的垃圾當然可以從政府獲得相應補貼。

　　補貼政策的另外一個問題是，焚燒廠可以發(fā)電，而且進入電網后，政府也會提供補貼，這成為許多企業(yè)大力鼓吹焚燒項目的重要緣由。由于達不到發(fā)電要求，為追求更大的發(fā)電能力和從國家電價補貼中獲取更大利益，焚燒廠在運行中大量摻煤，幾乎成為“享受國家補貼的混合垃圾小火電廠”，不僅消耗能源，還產生了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