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僅要與污染做斗爭，還要與生存做斗爭。”環保部的一位官員扳著指頭細數他們曾經被腰斬的環保措施。

　　如今，環保部的官員喜歡拿越變越大的公章證明中國環境保護在二十年內的變化。

　　最早環保局屬于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一個司局的時候，公章沒有國徽圖案，到了國家環保局之時，雖然公章沒變大，但有了國徽，隨后環保總局、環保部幾次機構變化，“每次變大幾毫米”，一位環保部官員笑著用手比劃著公章大小。

　　公章是變大了，但環保部的實質權力并未隨之變大。

　　今年6月，環保部決定暫停審批華電魯地拉水電站和華能龍開口水電站，這也是環保部升格為部之后的首次環評風暴。

　　在此之前的四年間，國家環保總局刮起數次環評風暴。第一次環評風暴期間，56家環保組織還聯名聲援寄予厚望的國家環保總局。

　　最終事實證明，大量的項目都已補票通過。“中國環境的觀念啟蒙時代已經結束，現在正式進入了利益博弈階段。”潘岳曾如此總結環評風暴只打雷不下雨。

　　美國洛基山研究所主席AmoryBLovins在一次中美氣候峰會中曾以贊許的語氣說，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持續24年（直到2001年）中每年降低能耗強度超過5%的國家，并且也是惟一一個將能效納入優先發展戰略的國家。

　　然而，進入2000年之后，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迅速重工業化，尤其中國如同一條饑餓的巨龍吞噬著世界范圍內的資源。有色金屬、建材機械、化工行業支撐著這條巨龍的蹣跚前進。

　　2005年，南方周末記者在山西、陜西采訪期間，煤塵撲面而來，火光沖天。在衛星圖片上，晉陜蒙交界之處竟然被黑壓壓的云團籠罩。

　　如同二戰之后美國等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帶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進而引發環境運動高潮一樣，中國的環境危機也在此時進入高發期。
 

　　多次考察長江水污染的中國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章琦曾給南方周末記者提供了一組數據：每分鐘就有3噸污水排放長江，而每年排入的長江污水高達260億噸。

　　章琦說，長江沿岸主要集中的行業有鋼鐵、造紙、化工等，這些企業正是瞅準了排污方便、用水方便、運輸方便，而本來應該監管的地方政府和污染企業已經是“一條戰壕里的戰友”。

　　為了遏制惡化的環境狀況，這些掌握國際理念的環保局官員強力讓火力發電廠加裝脫硫設備，但是電廠卻說要增加1/3甚至一半的投資，最終只好讓電廠預留加裝脫硫裝置的位置。曾經二氧化硫排污費征收初始，環保總局意欲征收2元，最終妥協的結果是2毛。

　　“我們不僅要與污染做斗爭，還要與生存做斗爭。”環保部的一位官員扳著指頭細數他們曾經被腰斬的環保措施。

　　該官員說，每次通過與環境相關的法律之時，都要耗時耗力，最后各種棱角都被磨沒了，而到了條例通過之時，更是“刺刀見紅”。

　　綠色成為行動

　　15年之后的今天，當劉約翰再次來到這里的時候，黃土高原已經成片綠油油的，甚至有江南水鄉的感覺。

　　怒江事件一年之后，國家環保總局為圓明園湖底防滲工程舉行公眾聽證會。事后，一位環保總局的官員向記者感慨說，環評司就幾個人，其他工作都放下了，才準備了一次圓明園聽證會。

　　盡管如此，這卻是中國至今惟一的國家級環保聽證會。原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撰文認為，圓明園聽證會“第一次全過程、公開地把聽證會展示給大家看，公眾第一次真實地參與到了環境決策中”。
 

　　除此之外，解振華任期內的環保總局設置了環境使者、環境特使等諸多公眾參與內容，雖然“每年就是聚在一起吃一頓飯”，但是卻開啟了“溝通之門”。

　　廈門PX事件中，學者、廈門市民通過特有的方式維護了生存的環境權益。之后，各地的環境維權事件層出不窮。

　　按照美國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庫茲涅茨的理論，當人均GDP在5000到10000美元之間時，環境狀況就可能好轉。中國似乎離此目標還很遙遠。
 

　　不過，環保在中國目前已經從一個先鋒話題逐漸演變成一個公眾話題：在車水馬龍的大城市，開發商會打出山水環繞、綠樹成蔭的廣告，在建材市場，精明的商家會不斷推薦各種環保家具、建材。

　　不僅城市中產階級越來越注意生存的環境，在政府的推動下，就連那些大山里的人們也開始關注自己的生存環境。

　　9月的一個下午，在北京生活三十多年的劉約翰在其工作室為記者播放了他拍攝的黃土高原的紀錄片。鏡頭落在1995年陜西延安附近的一座小縣城。那時連綿不斷、溝壑疊生的黃土高坡一眼望去，只有黃色一種顏色，綠色只是一種奢望。太陽暴曬下的黃土高坡上，一位皺紋滿面的老農惆悵地抽著旱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