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經(jīng)盛贊秦漢時期的文化風格：“遙想漢人多少閎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當時民族精神的“豁達閎大之風”對社會生活有全面深刻的影響。對于當時的藝術作品，魯迅也有“惟漢代石刻，氣魄深沉雄大”的肯定性評價。應當說，以富于進取性為基本特征的“閎放”、“雄大”的文化氣象，是秦漢時期最突出的歷史特征。 

　　從生態(tài)環(huán)境史的視角考察，社會進步、經(jīng)濟繁榮都是在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舞臺上完成的。秦漢人的生存空間，已經(jīng)占據(jù)了今天中國國土的主體部分。秦代的人口，學者們有的認為在2000萬左右，有的認為可能達到4000萬。西漢戶口最盛的時候，人口數(shù)字仍然不足6000萬。當時的森林草場大多沒有經(jīng)受人類活動的嚴重破壞，川澤湖泊，也遠較今天浩瀚。漢代瓦當所見“方春蕃萌”、“駘湯萬延”、“涌泉混流”等文字，都反映了人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濃綠與蔚藍的自然氛圍。 

　　竺可楨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指出：“在戰(zhàn)國時期，氣候比現(xiàn)在溫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漢(公元前221～公元23年)氣候繼續(xù)溫和”(《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3月版，第495頁)。當時黃河流域的氣候條件和現(xiàn)今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多有相似之處。司馬遷說，若擁有“渭川千畝竹”，其經(jīng)濟地位可以與“千戶侯”相當。而以“竹竿萬筒”為經(jīng)營之本者，“此亦比千乘之家”(《史記·貨殖列傳》)。爰叔建議董偃請竇太主獻長門園取悅漢武帝，說到顧城廟“有蔌竹籍田”(《漢書·東方朔傳》)。西漢長安地區(qū)民間重視竹林經(jīng)濟效益的情形，又見于班固《西都賦》：“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以及張衡《西京賦》：“鎳籬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漭無疆。”所謂“泱漭無疆”，正可與漢代瓦當文字“泱茫無垠”對讀。《漢書·禮樂志》及《漢舊儀》都說到甘泉宮竹宮，秦漢考古資料中也多見竹結構建筑以及采用竹材作為輔助建材的文化遺存。竹林當時已經(jīng)成為關中人“坐以待收”的“富給之資”(《史記·貨殖列傳》)，但是并不能認為黃河流域的竹林都是人工培育的經(jīng)濟林。《后漢書·郭假傳》記錄了東漢初年郭伋為并州牧，“有童兒數(shù)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美稷地在今內蒙古準格爾旗西北。現(xiàn)今華中亞熱帶混生竹林區(qū)的北界，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大致位于長沙、南昌、寧波一線。而華中亞熱帶散生竹林區(qū)的北界，則大致與北緯35°線重合。而秦漢時期竹類生長區(qū)的北界，已幾近北河今天沙漠地區(qū)的邊緣。居延地區(qū)有竹簡出土，取材當不至于十分遙遠。據(jù)《后漢書·西羌傳》記述，漢安帝時羌人起義，“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可知隴山一帶，竹材仍常以為習見器用。 

　　山光水色，密林芳草，是漢賦作者特別樂于描繪的對象。司馬相如《子虛賦》說到“蕙圃”所生，有“衡蘭芷若，穹窮昌蒲，江離蘼蕪，諸柘巴且。”揚雄《蜀都賦》所謂“泛閎野望，芒芒菲菲”，杜篤《首陽山賦》所謂“長松落落，卉木蒙蒙”，描繪了蒼茫山野郁郁蔥蔥的景象。《南都賦》中有贊美漢代南陽地區(qū)山林之豐饒的辭句，清人李調元《南越筆記》卷一三說，《南都賦》中的“稷”就是水杉。然而現(xiàn)今“杉木林”以及“冷杉、云杉、鐵杉林”的生長區(qū)，均距南陽相當遙遠(西北師范學院地理系、地圖出版社主編：《中國自然地理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35頁)。可見這是在人為作用破壞不很嚴重的狀況下，秦漢植被顯現(xiàn)出的原始自然生態(tài)。 

　　漢代河西簡牘資料中多見有關“茭”的文書遺存。“茭”，當指飼草。敦煌漢簡有簡文反映了有關“茭”的更具體的信息。我們看到有這樣的簡文：“……為買茭，茭長二尺，束大一韋。馬毋谷氣，以故多物故……”。按照漢尺與現(xiàn)今尺度的比率，“二尺”相當于46，2厘米。可見當時河西地區(qū)有規(guī)模可觀的上好草場。“茭”、“束”的計量往往數(shù)以萬計。居延漢簡又有關于“伐葦”和“伐蒲”的簡例。“葦”和“蒲”都是水生草本植物。“伐葦”數(shù)量一例竟然多至“五千五百廿束”，可以作為反映居延地區(qū)植被和總體生態(tài)條件的重要信息。 

　　稻米，西漢時曾經(jīng)是黃河流域主要農產。《漢書·東方朔傳》所謂“關中天下陸海之地”，“又有秔稻、黎栗、桑林、竹箭之饒”，將稻米生產列為經(jīng)濟收益第一宗。西漢總結關中地區(qū)農耕經(jīng)驗的《汜勝之書》寫道：“三月種杭稻，四月種秫稻。”關中地方還專門設置“稻田使者”官職，也說明當時關中稻米種植之普遍。 

　　華北平原的湖泊在秦漢時期經(jīng)歷了擴張過程。有學者指出，“先秦至西漢時，河北平原的湖沼十分發(fā)育，分布很廣”，“這些湖沼大多是由淺平洼地灌水而成的。因補給不穩(wěn)定，所以湖沼水體洪枯變率很大。許多湖沼中灘地、沙洲和水體交雜，湖沼植物茂盛，野生動物如麋鹿之類大量生長繁殖”(邢鐵、王文濤：《中國古代環(huán)渤海地區(qū)與其他經(jīng)濟區(qū)比較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上冊，第64～66頁)。秦漢之際的歷史記載中，多見有關“澤”的歷史記錄。陳涉暴動，起事大澤鄉(xiāng)，鄉(xiāng)名“大澤”，不會和“澤”沒有一點關系。《史記·高祖本紀》記載了劉邦“到豐西澤中”“止飲”隨即又“夜徑澤中”斬蛇的故事，是“豐西”有“澤”。又《史記·魏豹彭越列傳》說彭越“常漁巨野澤中，為群盜”。則是有關“巨野澤”的記載。項羽在垓下決戰(zhàn)中走向最終的失敗，也曾經(jīng)有“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的遭遇。可知當時黃河下游及江淮平原，多有“澤”的分布。湖澤的密集，是當時黃淮海平原顯著的地貌特征之一。鄒逸麟曾據(jù)文獻資料，得知周秦以來至西漢時代，黃淮海平原上見于記載的湖沼有46處，其中河北平原11處，黃淮平原33處，濱海地區(qū)2處。鄒逸麟說：“事實上古代黃淮海平原上的湖沼，遠不止此”(《歷史時期華北大平原湖沼變遷述略》，《歷史地理》第5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收入《椿廬史地論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5月版)。就關中地方而言，據(jù)歷史資料所知當時自然水面和人工水面其規(guī)模之廣闊和分布之密集，也與我們現(xiàn)今所看到的當?shù)氐乩砻婷灿兴煌Ｖ睦ッ鞒兀鶕?jù)2005年4～9月考古鉆探資料，池岸周長17.6公里，池內面積約16.6平方公里，約合漢代360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漢長安城工作隊：《西安市漢唐昆明池遺址的鉆探與試掘簡報》，《考古》2006年10期)。昆明池雖然一般都認為是人工湖，但是號稱“周回四十里”的規(guī)模，不是短期之內可以完工的。《漢書·五行志中之上》說，“元狩三年夏，大旱。是歲發(fā)天下故吏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當“大旱”之時，開工穿昆明池。“大旱”發(fā)工的說法，暗示昆明池址原先可能已有積水。據(jù)推斷，工程的主要內容除開浚外，還包括修筑堰堤。也就是說，昆明湖，其實并不是嚴格 意義上的人工湖。有關秦漢時期水資源的資料，使我們得到了自然史的新認識。注意相關研究收獲，可以得到若干啟示。例如，黃河在西漢時期決溢頻繁，而東漢河患則明顯減輕。王景治河后，黃河出現(xiàn)了長期安流的局面，對于其原因的探討，除注意工程技術措施及水土流失狀況而外，似乎也應當關注河水流量本身可能發(fā)生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