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核電安全研討會-日本福島核電危機后的反思”，于2011年6月29-30日在北京舉辦。本次研討會是日本福島核電危機后在中國舉辦的一次較為全面的核電安全國際研討會，由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RDC）、中國核學會（CNS）、能源基金會中國可持續能源項目（CSEP）、斯坦福大學能源政策與融資中心（CEPF）、北京大學核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NPLO）主辦，并由中國核能行業協會（CNEA）、科文頓柏靈律師事務所（CB,LLP）和美國艾克思龍（Exelon）電力公司協辦。有141名代表出席了會議，13名來自美國、歐州、印度和中國的專家作了專題發言。

　　日本福島核電危機發生后，世界上各核電國家立即采取行動，嚴格審查核電站的運行、建設和項目報批。日本福島核電危機的教訓是深刻的，反思將會推動核電更安全更健康地發展。中國在十二五規劃和2020年長期規劃中，核電發展的速度和規模都極具雄心。到2020年，中國核電的裝機規模將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位。因此，在核電發展中，核安全必須放在首位。

　　本次研討會由國內外專家主講，演講內容涵蓋五個方面：1.分析和汲取日本福島核電危機的教訓；2.加強福島事件后的安全技術能力；3.加強核安全方面的法律建設和監管；4.建立和培育核安全文化；5.核電安全的信息披露和公眾參與相關機制建設。

　　通過深入地分析日本福島核電危機，專家們指出，這次危機是嚴重的自然災害（9級地震和大海嘯）和人為應對錯誤的疊加。在核電選址時，沒有重視本地歷史上有過大海嘯的的記錄，并對小概率事件的大地震重視不夠，以致埋下禍根。在對現有的反應堆壓力測試和安全性評估中，應重視“超過設計基準”事故發生的可能性，包括地震、海嘯、洪水、臺風、火災、飛行器撞擊以及人為因素的破壞。

　　由于核能具有蘊含巨大能量、反應堆關閉后仍然長期產生衰變熱和產生放射性物質的特性，要特別注意控制反應溫度、堆芯冷卻和密封控制。在核電建設和技術開發中，要有可靠的電力供應，加強對大面積停電的防護；安全可靠的反應堆、承壓安全殼和乏燃料池冷卻功能；加強氫氣爆炸的防止措施和安全殼通風系統；制定充分的嚴重事故管理導則等。在核電事故的災害應急響應的措施和組織能力中，要加強應對嚴重事故的訓練，并成立強有力的救援隊。安全監管機構要責任分工明確，應對及時。要與國際有關機構和組織加強溝通，以及取得國際支援，特別是加強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和世界核電營運者協會（WANO）的關系。加強環境監測，加深有關放射性物質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影響的了解。

　　由于核電安全的風險時刻存在，監管機構就顯得尤其重要。日本福島核電危機暴露了日本在監管問題上的缺陷。專家討論了美國和歐盟成員國的監管機構在核電建設和運行安全方面的作用，強調了要重視核電監管機構的設立和加強監管職權。在國家層面上，要有強有力和應對措施充分的國家應急體制和負責機構。監管機構要有獨立性、權威性和專業性。獨立性主要指的是結構獨立性，與其它政府體系和非政府體系相對獨立，沒有受到不正當的影響；操作獨立性，為監管體系提供充足的技術和金融資源；以及監管機構的文化獨立性。核電監管機構的職能應有明確劃分，除核電以外，放射性物質管理、核電設施進出口也在監管機構的職責范圍內。監管機構的工作人員要具有相關的專業背景和資質，在法律上授予監管機構充分的權威。在實際工作中，監管機構對頒布的安全標準和要求，必須要有強制的實施力，否則將等同虛設。印度的政府部門職責和監管機構沒有相互獨立，削弱了監管能力。

　　建立應對核事故國際合作的評估機制。世界核電營運者協會（WANO）不僅提供信息交流，也在核事故應對中提供合作。WANO要明確在緊急事件中的角色，將緊急預案作為同業評估的核心。WANO應進一步增強成員的義務和責任，討論和檢查核電設計等，并開展同行評議。國際組織，例如WANO和IAEA，也可在同行和國家會員中進行綜合評估服務，推廣成功的核安全運行實踐。建立現代的全球核安全規范。

　　無論是監管機制、應急措施和核能政策制定實施，都需要有原子能法的支撐。中國制定原子能法應是立法議程的重點。

　　核安全文化是保證核電安全的基礎和內在要求。核安全文化在監管機構上的體現，是干預和停止營運的權力，對違規違法行為進行制裁的能力。美國三里島核事故后成立的美國核電運行協會（INPO）和切爾諾貝利事故后成立的世界核電營運者協會（WANO），就是行業安全文化的表現形式。重視安全的集體承諾所產生的價值觀和行為，在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同等重要。建立和培養核安全文化是政府、公司、核電廠和員工的責任。

　　有效的公眾參與是確保核能安全的重要條件。必須建立相關的法規和機制確保公眾可以獲取核反應堆安全的相關信息和渠道，在核電廠批準、建設、運營的各個階段都應接納和鼓勵公眾參與。公眾的廣泛參與，可以監督和補充政府和監管機構的不足之處，并促進核電運營企業時刻關注核電安全。“911”事件后，有關核電安全的信息披露和公眾獲得的信息渠道受到限制。如何在保密和公開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這不應成為阻礙核電安全信息披露的一個借口。公眾參與和核安全信息披露是衡量核安全文化成熟的標志，有關部門應積極地為公眾參與核安全提供條件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