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達國家可以憑借技術和資金上的優勢，經由環境問題來設定棋局，通過制定碳排放交易市場、碳金融市場和碳交易核查等相關規則中的霸權，進行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新一輪經濟洗劫。

　　應該根據自身限制因素，對“低碳”概念的界定、“低碳”商品價格的標定和交易成本上，在國際上都應該力爭自己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隨著全球的氣候變暖和極端天氣持續時間增多，上至政治家、經濟學家下到普通百姓，都關注此類話題并研討解決方案。2003年英國能源白皮書首先提出發展低碳經濟的理念，指出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無污染為基礎的綠色生態經濟，從而使得“低碳”這個詞在街頭巷尾泛濫成災。不能否認之處在于大力發展低碳經濟確為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一種重要路徑選擇，但在當前階段，條件不足的情況下，我們務必要警惕歐美極力倡導的“低碳經濟”提法背后所蘊含的風險和陷阱。

　　發展低碳，條件不低 
 

　　首先是資源稟賦。“富煤、貧油、少氣”的天然資源稟賦決定了我國以煤為主的能源生產和消費格局將在一定長的時間內存在且態勢不可逆轉。同時又由于不同的能源中，煤的碳含量是最高的，這將在長期上制約著我國向低碳社會的轉變和衍化。

　　其次是經濟處于轉型期。中國目前還處于城市化建設的發展初期，基礎設施的大量建設、人民消費結構的不斷優化升級都將使得能源需求和溫室氣體排放量會穩步增長。而大氣污染和溫室效應(包括碳排放)的變化曲線，呈現出一個“倒U”型的變化趨勢。如果現在以同等“低碳配額“作為定價標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處于“倒U”型頂點的左側)付出的成本和代價要大于發達國家(處于“倒U”型頂點的右側)，它們之間是不等價的，[1]其中暗含了發展中國家為發達國家的歷史碳排放買單的陷阱。

　　最后是技術發展水平上的不足。由于國內技術水平相對落后，經濟總量的增長對高碳能源的依存度較高，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有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單位GDP能耗和主要能源能耗均高于主要能源消費國家的平均水平。而寄希望于政府間協商的種種技術轉讓事宜也不是很現實。表面似乎達成很多協議，但其中大多是政治上的推諉之術，要落實到實處確是件艱難的事。

　　產業轉移，犧牲自己

　　近年來，發達國家打著“合作、互利、共贏”的旗號，以提供資金和先進技術為餌，將高污染產業(指的是單位產出污染排放量最大的產業，包括鋼鐵業、化工業、造紙業、非鐵的金屬業和非金屬的采礦業)大肆轉移到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同時我國由于各種現實原因，基本國策之一的招商引資在短期內肯定不可更改。當前東部沿海地區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環保意識的整體加強，對該地外資準入要求也更加嚴格。于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只能被轉移到中西部等經濟不太發達、資金注入稀缺的地區，這些地區勞動力成本比沿海城市低，而且缺乏必要的環保意識和能力。

　　同時我們注意到，這些經濟落后的中西部地區相對大城市而言，還保存著未開發、保存良好的原生態環境。一旦把高污染的產業轉移至此，只會成為東部地區發展歷程的一個簡單復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加速當地經濟的發展，這樣就有破壞人類最后的棲息地之虞。有資料顯示，喜馬拉雅山脈高處的冰川正在以超出我們預想的速度融化，每年雪線都在后退。

　　技術進步，提高話語權

　　這些技術相對落后、高污染的產業生產的制成品只是發達國家碳排放的一種“外包”，而成本比自身生產低得多。在發達國家完成產業替代之后，站在所謂“較高道德高度”叫囂著節能減排，以高額“碳關稅”來懲罰那些高能耗、高污染國家的制成品，自身則坐收隱形收入。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可以憑借技術和資金上的優勢，經由環境問題來設定棋局，通過制定碳排放交易市場、碳金融市場和碳交易核查等相關規則中的霸權，進行對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新一輪經濟洗劫。因此，當務之急就應該是促進國內技術，尤其是能源方面的新技術的發展，注重產業升級，發展清潔能源，并適當提高外資公司進入本國市場的環境標準。

　　我們也要看到，碳減排是按一國的總量計算的，而不是按人均來計算的。我國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城鄉結構極不平衡，到現在為止還存在著幾千萬人口的生存性能源消費，單純對低碳的追求也不能以剝奪他們的正常生活為代價。因此我國在各項技術還不發達，無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情況下，應該根據自身限制因素，對“低碳”概念的界定、“低碳”商品價格的標定和交易成本上，在國際上都應該力爭自己的話語權和定價權，要有自身的一席之地。否則，在今后的世界經濟“博弈”中，中國等發展中國家會像20世紀的“金融資本”、“網絡經濟”博弈一樣，任由發達國家將“泡沫”吹大，始終處于一種被動位置。同時，我們要警惕發達國家設置的“低碳”經濟陷阱，利用產業升級的方式損害世界欠發達地區和國家的脆弱的生態環境，守望我們人類最后的家園！(景乃權 龔聰穎 作者系浙江大學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