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本哈根到坎昆再到德班，毫無疑問，應對氣候變化已排在全球事務議程中最靠前的位置，這是大勢所趨。哥本哈根會議沒有帶來飛躍，坎昆會議取得一定成效，在我個人看來，沒有退步就是進步，因為坎昆決議確認了雙軌制的談判進程。”今天，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在《氣候變化與低碳發展·知識讀本》首發式上表示。

　　在本次首發式上，剛參加坎昆氣候大會回國的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代表團顧問何建坤也如是評價：“坎昆大會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體現了世界各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政治意愿，但談判形勢也日益錯綜復雜，矛盾多元化，今后談判進程更加艱巨。”他一再強調，我國在減少碳排放方面，比發達國家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和艱巨的任務，大幅度降低GDP的能源強度和碳強度，將是我國中近期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目標和關鍵對策。

　　“今后談判進程將更加艱巨”

　　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明確提出氣候系統的變暖是不爭的事實，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氣候變化“很可能”（九成以上）是人類活動所致。評估報告自發表以后，就受到“氣候變化懷疑論者”的質疑，尤其以哥本哈根會議前后IPCC陷入氣候門等事件為甚。

　　“這些質疑都是枝節性的問題，不影響 IPCC報告的科學權威性和公信力。當前國際主流意見還是支持IPCC報告結論，《坎昆協議》也進一步重申IPCC報告中關于全球氣候變暖的事實及其主要由人為活動引起的結論。”（下轉第三版）

　　何建坤說，人為活動的溫室氣體排放不斷增長，導致全球氣候變暖，負面影響日益顯現，全球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已成為世界共識。

　　何建坤認為，總體來說，坎昆氣候大會延續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框架，保持了“雙軌”談判進程，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比如說，盡可能保證附件I國家在《京都議定書》下第二承諾期和第一承諾期的銜接，認識到IPCC提出的25%—40%的中期減排目標；發展中國家加強減排行動，同時推進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支持；推動發達國家之間減排的可比性。

　　當然，何建坤坦承談判中也存在爭議，如維持還是取消雙軌制、發達國家是否應在《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承擔減排義務等。“雖然談判主要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大陣營的矛盾，但各自陣營的內部分歧也越來越大，如小島國聯盟要求把全球平均地表氣溫增高幅度控制在1.5℃以內，而《哥本哈根協議》的共識是2℃。”

　　坎昆大會雖然維護了“雙軌制”，但具體成果還要在南非德班達成共識。有專家表示，坎昆會議之后，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如進一步落實對發展中國家資金、技術的支持等。屆時，南非氣候大會將考慮2050年全球長期減排目標和排放峰值問題。

　　“到2050年，全球碳排放空間將受到嚴重壓縮。而全球長期減排目標也將成為我國應對氣候變化的一個重點問題。”何建坤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