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二旗建廚余垃圾站遭附近業主反對，其實，類似的事情近年來在全國并不少見。僅在北京，就曾發生過高安屯、六里屯、阿蘇衛等地居民對籌建垃圾處理站的強烈抵制事件。

　　有專家認為，近年來越來越多業主反對建垃圾站的行為，反映了“鄰避運動”在中國的興起。

　　“鄰避運動”的核心內容是“別建在我家后院”，最早出現于歐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起因于垃圾處理廠等市政工業設施在建設中，經常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對。

　　在亞洲，“鄰避運動”最早產生在日本。隨后，在后續發展起來的中國臺灣、香港等地區也相繼出現。

　　這種情況雖然最早出現于歐美國家，但是隨著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當地政府逐漸掌握了一套處理此等事情的方法，并形成了固定制度，較好地處理了公眾利益和政府利益的關系，使“鄰避運動”越來越少。比如，政府在建設類似垃圾處理廠這樣的設施時，會最大范圍地通知居民，并通過聽證會形式收集公眾意見。

　　但在中國，這種對建垃圾廠公平、公開、公正的處理方式和制度顯然還沒有形成。政府缺少談判的能力，居民也缺乏對政府的信任。

　　比如在12月15日，面對西二旗業主們的諸多質疑，海淀區市容委的官員、環評專家要么推脫責任，要么業務不熟練，無法做出合理的回答，最終激怒了業主。第二次環評結果公示后，在征求居民意見時，相關部門的工作也做得不夠細致，許多業主居然無法領到表格。而之前的一些公示，也很難被受影響的業主知曉。

　　“我只是覺得現在我們無處申訴，北京市政府和海淀區間相互踢皮球，真讓我們寒心。”領袖新硅谷一名業主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對此，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諸大建認為，中國要想真正減少“鄰避運動”，需要在決策過程中實現公開透明，并有制度保障，這都是相關政府部門需要努力的方向。但諸大建對政府部門的能力和認識并不樂觀，他認為，目前政府還沒有認識到這是一個普遍現象。

　　“一個城市、一個國家‘鄰避運動’越多，說明制度化管理越弱。”諸大建表示。

　　目前，西二旗垃圾站附近的業主正在聚集成一股力量捍衛自己的權益。他們中間有律師、有環境專家、也有大學教授，這些人正在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誓與將建的廚余垃圾站斗爭到底。

　　結果最終如何，我們將拭目以待。（記者 孫喜保）

　　有關人士談循環經濟發展模式

　　城市垃圾是座富礦

　　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指導、中國經濟時報社、中國經濟新聞網主辦的“第三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于12月25日在北京舉行。

　　本屆論壇的主題是“2012年中國發展機遇與政策選擇”。論壇圍繞“宏觀經濟展望與政策走向分析”、“產業結構調整與社會管理創新”兩個子話題進行了深入研討。70余位政、學、商界權威人士在論壇上發表精彩觀點，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企業界、經濟學界和新聞媒體的約800名參會代表分享了這一思想盛宴。

　　在有關“新型建材與循環經濟”的分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表示，中國已經具有了大規模開發利用城市礦山(即城市垃圾)的條件。比如北京目前就已經進入了電子產品報廢的高峰期——據測算，2010年北京全市電子的廢棄物數量達到了15.83萬件，占全國的四分之一，其中蘊藏著極為豐富的金屬。

　　侯春云認為，借鑒國外成功經驗，加快完善我國的再生資源和回收體系，開發城市礦山，是循環經濟發展模式的一種創新。城市礦山的開發利用有巨大潛力和重要意義，應該加大政策扶持，加快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和行業標準，推動技術創新、管理創新，促進這一產業健康發展。

　　他特別強調，首先要轉變觀念，提高對城市礦山開發利用的認識，改變原來的資源開發利用理念，實現從單一重視開發自然礦產資源向自然礦產和城市礦產開發利用，從過去的大量開發、大量廢棄傳統的生產消費模式，向綜合開發、集約和節約轉變，努力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資源集約和節約；其次要大力實施城市的垃圾減量。我國目前97%的城市垃圾無法有效使用，只能堆放和填埋，造成很多隱患。我們應當大力倡導文明、節約、綠色、低碳的消費模式，推動形成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綠色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盡量減少垃圾對城市帶來的負擔；再有就是要加快推進垃圾分類制。垃圾的分類回收是提高資源回收利用效率，減少垃圾處理的有效辦法，應該借鑒日本和德國等先行國的經驗，建立垃圾分類回收制度，完善分類回收。（記者 黃哲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