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最初建立的正面的自我概念遭遇時代的挑戰時，老板的自尊受到極大威脅。正如逐漸老去的人不愿意承認自己身體已經衰弱，正如逐漸退出舞臺的歌星不愿意承認自己已經過氣。

　　由于老板與經理人同被視為組織的領導者，接受組織成員與社會大眾的評價，其感受到來自經理人的自尊威脅自然也就最大。事實上，由于直接進行企業的運營，經理人的確更容易建立威望。

　　自尊的威脅往往會觸動老板的自我保護性防御機制，即當個體感到自己不被肯定時，他們會使用自夸、推脫和貶低他人等方式來肯定自己。對于來自經理人的自尊威脅，老板常常有兩種防御模式。

　　首先，老板會夸大自己相對于經理人的優越性，以維持其自我價值。

　　老板對于經理人的優越性是其在組織中的“皇權”地位。因此，老板們會時常恐懼經理人“功高蓋主”，威脅自己的皇權。所以，老板總會在經理人掌舵企業時跳到前臺，甚至越過原有的權限，代行經理人的職責進行日常決策。其目的就是在于展示自己的控制力，宣示自己對于企業的主權地位。

　　其次，老板會貶低經理人的價值。

　　雖然經理人是由老板挑選的，但樹立一個過于強大的“對手”顯然會使自己焦慮，不利于維持自己的高自尊。于是，當經理人在經營中出現失誤時，老板總會想辦法把這種負面影響的感知提高(對于自己或組織成員)，以證實自己才更加深謀遠慮。這實際上是一種“自我服務偏見”，即個體在處理信息時自覺收集對于自己有利的信息，屏蔽對于自己不利的信息，為自我“服務”。這種“服務”的結果是，老板說服了自己不再“放權”，以免企業“走偏”，繼續維持“集權”的狀態。

　　也就是說，在老板自尊受到威脅時，其自我防御的兩種結果都是強化了其對權力的掌控欲。當權力的存在與否成為自尊的符號時，“法治”下向經理人的“分權”自然也就成為了空談。

　　總之，邊際效用遞減的貨幣收入不能滿足本土老板在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成長經歷下形成的需求，能滿足這類需求的，只有對于企業的無上權力。換句話說，本土企業內老板“一權獨大”的治理結構實際上是老板追求上述效用的必然結果！

　　作為企業管理的長期研究者，我絲毫不懷疑隨著市場經濟的演化，這種“人治”的劣根性會在本土老板眼中被逐漸放大(甚至威脅到企業生存)，而使其選擇回歸“法治”。而作為學者，從事研究的最大意義恰恰在于提前將這些信息進行披露，為實踐者提供更有價值的參考。若能憑一己之言加速本土企業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進程，則實乃本人榮幸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