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正常情況下，一個地方的垃圾產生量與這個地方的GDP是平行的。然而，日本東京從1989年以來，已經連續19年實現垃圾負增長。歐洲的垃圾總量也是處于負增長狀態。

　　在減量已成為垃圾處理的第一要務時，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卻幾乎沒有任何進展。“比如凈菜進城，如果每天運進城里300噸毛菜，就會產生60噸廢料，而這些廢料還得作為垃圾拉出去，往返無效運輸。食品安全也無法保障。”王維平說，可是很多城市管理者還在城內建設農貿市場。

　　北京大小餐館有2.3萬多家，每天產生2000多噸餐廚垃圾，其中多是由于剩飯導致的無端浪費。“單單是凈菜進城和不許剩飯，北京城的垃圾總量就會減少22%。”王維平說。在日本，超市里買回的蔬菜基本不用再清洗，大多數發達國家都已對垃圾進行計袋收費，餐館都會盡量減少餐廚垃圾。

　　“上策是不產生垃圾或者少產生垃圾，與其花費巨額投資，大規模建設垃圾處理廠，而且長期背負著運營負擔，不如少產生垃圾；中策是產生垃圾后盡可能轉化為資源，進行回收利用；下策是建設垃圾無害化處理廠，爭取100%的無害化處理率。”王維平說。

　　有人建議，在垃圾的資源轉化和分類中，遍布全國各地的拾荒者可加利用。目前，全國共有230萬人在各大城市拾荒，北京就有17萬人。在北京城的四環外，存在著100多個自發形成的廢舊物資交易市場。

　　這些拾荒者分工很細，每個垃圾桶都有人包干。如果你在網上發布了要丟棄廢舊物品的信息，很快就會有人上門。收上來、撿出來的“產品”，幾乎都運到河北---塑料運到文安，金屬運到霸州，玻璃運到邯鄲，紙運到保定，鞋底膠皮運到定州，輪胎運到玉田。

　　北京的拾荒者每年都要撿走一座景山大小的垃圾山，如果按照現在每噸垃圾272元的處理費來計算，價值相當可觀。另一方面，拾荒者也促進了地方經濟，例如河北文安，財政收入的93%來自再生塑料制造。

　　“北京市某環衛企業曾經花千萬美元購置過一種廢舊塑料分選機，能把塑料分出十幾種類型。但是拾荒者用手一摸，就能把塑料分出上百種類型來。分得越細，價錢越高。”王維平說。

　　但是無序而初級的拾荒，對環境的“二次污染”非常嚴重，對社會治安也有不良影響。“北京一年丟失3萬多污水井蓋，都是這一批人干的。”王維平說。而據公安部門數據，北京市72%的刑事罪案也與這批人有關。“破爛王”能否成為垃圾分類減量的主力軍，尚需規范。

　　垃圾減量與分類存在多頭管理

　　在這次垃圾焚燒處理大爭論中，“反燒派”的著名代表趙章元提出了“資源化利用”、“綜合處理”的垃圾處理方向。但是，“資源化利用”并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

　　“迄今為止，全世界也沒有完整成熟、工業化的綜合性處理系統，有的都只是階段性成果。”王維平說。

　　例如，高溫高壓水解技術，垃圾在9.5公斤大氣壓、180攝氏度高溫下持續高壓濕解4個小時，就可以解決臭味問題，出來的垃圾是巧克力味，而且消毒徹底。“但是，這個技術靠燒煤不行，這每天數千噸的垃圾得燒多少煤炭啊？”王維平說。

　　據王維平介紹，備受趙章元推崇的某垃圾資源化處理示范基地，卻存在著造假之嫌。“我去調查過，他們的肥料是造假出來的，其實是把別人的肥料買回來拆開放在傳送帶上，做給大家看。”王維平說，雖然這處垃圾資源化處理示范基地代表了未來的一個發展方向，但是它并未提供一個成熟完整的技術體系。比如，2008年底，該基地還是靠燒煤制造高溫高壓熱解，運行成本無法承受。

　　“綜合性處理目前國家沒有標準，怎么立項，怎么設計，怎么施工和監理？一旦失敗，追究的可是決策者的刑事責任。”王維平說。《焦點訪談》曾經報道過一個這方面的事件，合肥某地從美國花費6億多元引進了一套綜合處理設備，但沒有成功，處理了一批人。

　　“相反，目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技術擁有國家標準，也擁有國際標準，是十分成熟的技術體系。”這是王維平之所以支持垃圾焚燒的原因。“填埋和焚燒，這是垃圾處理繞不過去的兩個環節。”

　　但是，在中國并沒有做好垃圾的“減量化”與分類的情況下，對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是否應持謹慎態度？“垃圾分類分屬若干部門，比如說凈菜進城由農口管，廢品回收由發改委負責，限制包裝由商務部門負責，而我們只負責垃圾分類和末端的處理。”王維平說。

　　或許，這在客觀上決定了市政環保部門只能在末端處理著力。而垃圾圍城的壓力，又使得垃圾焚燒發電廠的建設顯得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