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環境資源可謂共生共榮、息息相通，然而近年來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卻日益猖獗,僅僅依靠一部《環境資源保護法》已經遠不足以保護環境資源。因此，應加強刑事立法，切實保護環境資源：擴大立法范圍,將重要的環境資源納入刑法保護視野，增設新的罪名；完善刑法理論,對有些犯罪從嚴規定，防微杜漸；適度加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刑事責任,確保罪責刑相一致；完善被破壞的環境資源的補救措施,實現刑法真正目的。

　　環境資源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沒有環境資源就沒有人類的存在和發展,地球既是環境資源的載體,也是人類生活的載體。地球上的各種自然因素的總和構成環境資源,正是因為環境資源的存在才孕育出了地球上唯一具有思維能力的高級動物――人類。 

　　在自然界中人類不可能獨善其身,孤立地存在。人類與環境資源可謂共生共榮、息息相通。我們的前人見微知著,早已認識到保護環境、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重要性。先秦時代的思想家強調的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孔子提出“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的環境保護思想,北宋的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生態倫理觀等等,這些都在告誡我們,人類與環境必須和諧相處,不能對環境資源為所欲為。人類的實踐活動對于環境而言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人類在保護和發展環境資源方面做出了不朽的貢獻,另一方面由于人類的無知和貪婪對環境資源也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由于受人類中心主義觀念的影響,人們視環境資源為異物而肆意踐踏,將環境資源當做滿足人類需求的客體而肆意破壞,以征服自然來滿足自己物質欲望和心理上的虛榮。他們為了自身利益發動戰爭,摧毀環境;大肆捕殺野生動物,掠奪性地開發礦產,破壞環境;大量排放廢氣污水,污染環境……進入工業革命后,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征服和破壞能力空前提高,現代化的工業和高科技帶來了現代化的污染,人類的所作所為都完全忘記了自己與環境資源之間休戚與共、唇齒相依的關系。 

　　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嚴厲告誡人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他還舉出了美索不達米亞、小亞細亞等地居民伐木取地而導致自然災害的實例。馬克思指出:植物、動物、石頭、空氣、陽光等等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動的一部分,人的肉體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現出來,人的普遍性正表現在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材料、對象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那么破壞自然界也就是破壞人類自身。當沙塵暴、洪水、干旱、大氣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酸雨等競相亮相,將自然界被摧殘的病態展現得淋漓盡致時,人類哪還能有和諧的環境、健康的身體。前幾年困擾我國人民的“非典”和去年波及全球的甲型流感至今讓人驚魂未定。人類生活在環境中,環境資源是離我們最近的也是最重要的自然資源,如果試圖采取以破壞環境資源的方式去謀求經濟的發展,那就無異于慢性自殺。環境資源與人類之間的關系是如此重要,然而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卻是如此的猖獗,僅僅依靠一部《環境資源保護法》是遠不足以保護環境資源的。因此筆者認為,應加強刑法對環境資源的保護。 

　　環境保護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國家對環境資源進行刑法保護是因為刑法是最為嚴厲的法律,它是法律手段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一道防線,它最能體現國家意志和最好地保護人民的利益。我國早在97年刑法第六章第六節中就規定了“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共計8條15個罪名,然而環境資源涉及到的對象成千上萬,僅僅懲治現有的幾種關于破壞環境資源方面的犯罪遠不足以威懾形形色色的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行為。盡管我國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有所認識,但由于立法經驗不足,罪名設立較晚,刑法對環境資源的保護明顯力度不夠。因此,應積極推行二型社會建設,調整現有刑法對環境資源保護的格局,加強刑事立法。 

　　一、擴大立法范圍,將重要的環境資源納入刑法保護視野,在現有立法基礎上適當增設新的罪名,決不出現漏罪。我國現有刑法關于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規定僅涉及到四大類,即污染環境方面的犯罪、有關野生動物及其制品方面的犯罪、有關植物方面的犯罪、有關破壞資源方面的犯罪,這些規定明顯不夠全面。應擴大立法范圍,根據犯罪的客體在“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下面設立若干“節”,并且相應地增加一些新罪名,這樣不僅有利于細化“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完善其分類,而且為司法實踐提供了切實可行的操作方法,大大提高刑法保護環境資源的力度。 

　　二、完善刑法理論,對有些犯罪應從嚴規定,以防微杜漸,防患于未然。例如,對刑法第338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的定性,應從“結果犯”轉向“危險犯”,構成本罪的前提是“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后果的”,這種定性沒有考慮到環境污染持續時間長、潛伏期長、波及范圍廣、對生態的破壞嚴重的特征,違背了“預防為主”的原則,難以收到保護環境的效果。筆者認為只要構成對環境保護有嚴重危險的行為就構成犯罪,對造成實際危害結果的構成結果加重犯。 

　　三、適度加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刑事責任,確保罪責刑相一致。我國刑法從第338條到第436條共有15個關于破壞環境資源方面的犯罪,其刑事責任的規定一般都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后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只有個別特別嚴重的犯罪才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從造成的損失及其社會危害性來看,相對其他犯罪而言,處刑明顯偏輕。另外,所有的關于破壞環境資源的犯罪,均未設置沒收財產刑,因此,對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中的嚴重犯罪,應增設沒收財產刑和加大罰金數額,用于被破壞的環境資源的補償或修復。 

　　　　四、完善被破壞的環境資源的補救措施,實現刑法真正目的。我國刑法規定的關于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的所有犯罪都只明確了刑事責任,而對破壞的環境資源如何補救、補償、修復、處置等卻只字未提,這種規定給人的感覺是刑罰只是一罰了之,其實,懲罰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因此,應在相應的法條后面增加相關的補救、補償、修復、處置等措施,對拒不執行上述措施的單位或個人,應追究刑事責任,使被污染和破壞的環境資源得到真正的治理,這才是刑法保護環境資源的真正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