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機會”的哥本哈根會議的爭執言猶在耳，墨西哥坎昆會議卻已近在眼前。顯然，無論世界還是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已是大勢所趨。

        “低碳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名詞，很新潮也很陌生。放到中國就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添加上了碳元素。”氣候組織大中華區總裁吳昌華告訴記者。

        在哥本哈根會議上，溫家寶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做出了量化減排承諾，顯示了中國發展低碳經濟的決心。隨后，中國已經快速興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低碳運動。

        然而，在國家低碳政策制定、企業尋求低碳契機和公眾低碳意識提升等各個方面，在中國各地區犧牲發展速度和追求GDP的矛盾中，在世界碳權交易的博弈中，都存在著諸多糾結。

        “中國的低碳運動是在極其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開展起來的，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還有許多領域需要更多的突破。”吳昌華分析說。

        國家戰略高舉高打

        事實上，在中國，發展低碳經濟已經被納入國家戰略當中。

        2010年兩會期間，被譽為“一號提案”的就是《關于推動我國經濟社會低碳發展的建議》，該提案得到了國家發改委的高度認同。提案指出，應將低碳發展道路確定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戰略，并將低碳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將發展低碳經濟作為應對氣候變化、推動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

        對此，國家能源局7月20日就曾表示，為了推進新興能源產業的發展并完成2020年的碳減排目標，能源局組織編制了規劃期為2011-2020年的新興能源產業發展規劃，將累計增加直接投資5萬億元。

        國家能源局規劃發展司司長江冰介紹，“規劃”對先進核能、風能、太陽能、生物質能、地熱能、非常規天然氣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利用、潔凈煤、智能電網、分布式能源、車用新能源等能源新技術的產業化應用的具體實施路徑、發展規模以及重大政策舉措做了明確部署。

        專家預計，該“規劃”實施以后，到2020年將大大減緩對煤炭的過度依賴，能使當年的二氧化硫排放減少約780萬噸，當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減少約12億噸，同時每年增加產值1.5萬億元，增加社會就業崗位1500萬個。

        能源局綜合司司長周喜安在7月20日召開的全國能源經濟形勢發布會上介紹：“中國在四個方面是世界第一：水電裝機全球第一、太陽能熱水器利用規模全球第一、核電在建規模全球第一、風電裝機增速全球第一。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這樣的水平下堅定不移地推進節能減排。”

        顯然，這也是中國低碳運動能夠迅速啟動的直接原因。“從上世紀70年代意識到環境問題開始，中國一直在做節能減排的工作，但并不系統。到‘十一五’，中國第一次在國家政策中明確提出單位GDP能耗下降20%的定量指標，而且非常負責任地完成了這個指標。現在，國家又承諾打一場‘低碳攻堅戰’，政府決定無論代價是什么，都要努力在今年年底之前實現既定節能目標。這是國家政策層面的一次大的突破。” 吳昌華說。

        “第二個突破是將目標規劃變成現實，就是要減少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國家的政策非常明確：第一，盡量提高能效；第二，中國努力發展替代可再生能源。中國用七八年時間，創造了新能源的神話，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肯定。” 吳昌華說。

        據悉，國家對新能源領域的扶持包括稅收政策扶持、金融政策扶持等方面，這些政策比以往更加有力度，也更具有科學性。

        中關村[7.93 -1.00%]國際環保產業促進中心主任徐云強調，如果沒有國家戰略規劃的強力支撐，中國就容易錯失這種新興產業的發展機遇，同時也難以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

        伴隨著國家戰略的高舉高打，中國在碳權交易領域也完成了從無到有的跨越式突破。2008年，中國陸續成立了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北京環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權交易所，填補了中國此領域的空白。中國能源研究會副秘書長劉德順認為，在我國，碳權交易主要是以CDM(清潔發展機制)形式體現，而我國是“CDM大國”，環交所的誕生可以讓CDM項目更容易實現，更有利于中國企業獲得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持，用于提高自身競爭力，這是中國低碳運動的一次重大突破。

        6月5日，北京環境交易所與清潔技術投資基金VantagePointPartner在京推出全球第一個反映中國低碳產業發展和證券化程度的中國低碳指數。北京環交所董事長熊焰則希望此指數“有利于促進中國低碳產業定價機制完善，架設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橋梁，促進資金技術、資源向低碳領域匯聚”。

        轉型之路任重道遠

        采訪中，眾多專家和業內人士坦承，中國低碳運動才剛剛拉開序幕，要實現經濟增長模式的實質性轉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在觀念和體制上都存在諸多問題，國家低碳戰略規劃得非常明確，但說與做之間偏差很大。現在衡量地方政府政績是看GDP，所以地方政府在現階段很難兌現低碳承諾。中國的人口基數龐大，經濟發展規模龐大，發展基礎又十分薄弱，同時又要強調快速發展，要求經濟結構轉型、產業結構轉型，開創低碳經濟發展模式，困難和挑戰可想而知。”吳昌華直言。

        國家發改委應對氣候變化司司長蘇偉亦毫不隱諱地指出，目前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受制于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資金技術的考驗以及處于城鎮化和工業化發展階段。

        與此同時，在碳權交易領域，中國面臨的國際壓力非常大。發達國家已經在這一領域占據了主導權，有著比較完善的交易機制。中國現在只是一個不成熟的玩家，還不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到2012年，中國有可能成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最多的國家，這樣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更多減排任務的希望就更加強烈，加上政治因素，中國或將面臨更多的“碳訛詐”。

        北京大學環境科學中心陳國謙教授指出，低碳標準的確立是低碳經濟的一個核心：多少碳排放算低，怎樣評估“低碳”，都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要量化碳排放量，確認低碳與否，標準必須先行。誰能率先取得標準制定的話語權，誰就能率先提出有利于自身的碳核算和減排標準。

        低碳技術也制約著中國低碳經濟的發展。“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中國的新能源發展迅速，風能、太陽能、核能都世界領先。但是，80%的關鍵技術不掌握在我們手里，我們的減排成本就變得十分巨大。當然，技術差距可以通過時間來補齊，但是，快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沒有時間去等，就只有搞拿來主義。正因為如此，金融危機后，國家投入到新能源、清潔技術領域的‘救市’錢，由于技術不成熟，更多的又流入到傳統的‘兩高’行業中。所以，我們在又快又好和又好又快的發展理念中糾結了幾十年。”吳昌華說。

        新奧集團首席科學家、新奧科技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甘中學也告訴記者：“現在新能源領域的首要問題是技術，這使得成本過高，無法形成產業規模化，進而也就無法市場化。”

        “在環保和經濟之間的關聯性中有四個基本環節：公眾意識、綠色消費、綠色制造、綠色金融，整個鏈條就是過去歐美發達國家三十多年所經歷過的。而歐美三十多年的變化，我們要在10年的時間重新來過一遍，所以國內這個鏈條并不成熟，這個過程既是對企業的挑戰，也是對社會的挑戰。而所有這些，誰來規范，誰來監督，誰來指導，誰來傳播，不成熟的低碳因素讓我們很頭疼。”北京商道縱橫咨詢公司總經理郭沛源說。

        歐萊雅(中國)有限公司副總裁蘭珍珍表示：“企業和公眾在低碳運動中也需要擺正自己的位置。企業現在都在往自己身上刷綠色，但是沒有人知道這種綠色的純度。公眾同樣要提高自己的低碳意識，讓低碳生活成為真正的習慣。”

        紫金礦業[5.72 -0.35%]7月3日發生泄漏事件，深陷污染門；大連新港“7·16”火災事故導致大面積海上油污。類似污染水源、破壞生態環境的人為事件我們并不陌生。在中國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國家戰略的今天，此類事件一次次提醒公眾，要實現經濟發展模式的實質性轉型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