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坎昆能夠達成一個國際協議，但也不能預期過高。我們要記住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協議是UNFCCC，第一個C是哥本哈根，第二個C是坎昆，第三個C就是開普敦。如果坎昆失敗了，還有開普敦。”在5月8日的綠色經濟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合作會議上，印度環境與森林部國務部長拉梅什的一番話，令與會者們發出會心的笑聲。

        盡管包括北京在內的世界多個地方都剛剛遭遇了近30年來最冷的冬天，但卻沒有冷卻人們關注氣候變化的熱度。參加當天會議的有聯合國副秘書長、尼日利亞前總統這樣的政要，也有來自中科院、清華大學的專家，還有跨國公司高管、非政府組織的代表等。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發言為本次會議拉開序幕。

        哥本哈根會議之后，國際氣候問題談判何去何從，國內政策如何制定，多個國家的政府官員與專家都給出了近似一致的看法——

        “現在的局面是喜憂參半。一方面，國際談判處于一個更加現實的階段，人們可能失去了激情和熱情；另一方面，各國有關氣候變化的國內政策都在不斷發展，尤其在科技領域，大家都在努力將最好的科學家聚集到一起尋找解決方案。”

        在新西蘭貿易與氣候變化、國際談判部部長格雷澤的這番發言之后，很多代表都表示了贊同——

        “我們的科研有了很大進展。盡管目前科學界對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仍有質疑，但根據我們的最新研究，氣候變化是實實在在存在著的，而且即使將氣溫上升的閾值定為2℃，實現起來都很難。”英國蘇塞克斯大學科學政策研究中心蘇塞克斯能源組主任吉姆·沃茨森如是說。

        而英國前副首相普雷斯科特則指出，到2050年，世界經濟的規模將是現在的4倍，要維持現在的排放水平，就要把現在的排放水平降到1/4。“這個結論是驚人的，對此，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建立一個全球二氧化碳控制體系，不是基于某個絕對利益，而是基于全球的框架之上。”

        他還坦言，有一些國家明確表示，如果說外部的法律約束就意味著外國對本國經濟發展的控制，那就不愿意接受這種法律約束，“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實上可以在一個可信的透明的框架內確定減排目標”。

        “發達國家不愿意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大量資金支持，在我看來，這既不利于應對氣候變化，也不符合發達國家的自身利益。”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認為，發展清潔能源將給企業帶來新的機遇和利潤。他舉例說，根據美國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的一份報告顯示，2009年，中國清潔能源的總投資高達346億美元，居世界首位；美國是第二名，186億美元。

        對于資金與技術轉讓問題，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解振華也指出，哥本哈根會議后，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提出了中期減排目標，宣布了將提供快速啟動資金的具體數額，許多發展中國家提交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方案。在這種情況下，最為關鍵的是把各國所表達的政治意愿和所做出的承諾變成現實的行動，切實履行各自的責任和義務，因為技術創新和轉讓對于實現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目標至關重要。

        對于即將在本國召開的下一輪氣候談判，墨西哥環境部部長克薩達展望說：“我們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會影響到坎昆會議的進程。我們要看到快速啟動資金的實施，這是很多國家所要求的，還有減少森林砍伐所帶來的排放，以及國家適應計劃的基金。”

        格雷澤的話講出了大多數參加過去年談判的人們的感受——“去年12月，當我離開哥本哈根的時候，覺都沒有睡好，一直在試圖了解這個會議給我們帶來了什么。現在，我們已進入一個政治更加成熟的談判階段。坎昆會議很有可能不會成功，但我們也知道有這么一句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我們現在需要的是時間、更多的投資，以及政治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