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搜索去年中國發展的十大關鍵詞，“低碳”絕對是最亮眼的詞匯。經過去年底丹麥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大會的增溫發酵，低碳伴隨著國家頒布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強度減排40％到45％的指標變得更加炙手可熱。今年兩會期間，發展低碳經濟成為政協一號提案，參與討論的各級行政官員更是將低碳當成拉動地方經濟的法寶。然而，這個人人都能說上兩句的概念經過媒體的放大后反而顯得有些空乏。低碳經濟學到底是什么？發展低碳經濟到底有無理論依據可循？本報記者特邀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的發起人和學術委員會主席、日本名古屋大學教授薛進軍為讀者解答。

        “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炒作’”

        低碳經濟現在很熱，有人說是炒作，是趕時髦。在復旦大學的一次講演中有人就對我提出過挑戰。我回應說，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炒作”。因為，第一，低碳經濟的理念需要普及，很多人還沒有弄懂什么是真正的低碳經濟，有些地方喊得很兇，去了一看其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低碳經濟。第二，這也是理論研究的需要。低碳經濟是一門新學科，需要很多人共同研究。我現在參與運作的國際低碳經濟研究所邀請羅馬俱樂部的創始人之一——漢斯·德爾擔任顧問，就是想從羅馬俱樂部那里學到一些創新的東西。羅馬俱樂部曾經出過一份名為《增長的極限》的報告，提出了一些當時看來聳人聽聞的觀點。但是，這份報告集各個學科專家的研究成果之大成，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理念，促進了一門新的學科“環境經濟學”的誕生。這在當時也引起了很大爭論。有人諷刺說環境學本身就是雜學，經濟學不是科學，兩個不著邊的學科怎么能弄到一塊兒？但現在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已深入人心，環境經濟學已成重要學科了。

        發展經濟學的誕生也是這樣。我們現在也面臨類似情況，應繼承這些好的傳統，致力于創新。我在回應“炒作”疑問時說，今天我在這里講低碳經濟學，我敢預言，3—5年內，低碳經濟學將作為一門新的學科出現在中國大學的課程目錄中。現在看來我的預言要慢于現實，因為今年3月，一些大學已經向教育部申報了“低碳經濟學”新專業。我們的《低碳經濟學》一書也將問世，這一新學科的誕生只是時間和成熟度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低碳經濟學”的理論體系。目前全球尚無一個低碳經濟的理論體系，而沒有理論指導的發展是盲目的，容易出問題，這就急需我們創建這門新學科。這也是研究所的最大目標。我們的所“廟小和尚大”，匯集了像曲格平、德爾、郜若素、西崗秀三、張坤民等世界頂尖學者，他們的理論功底很好，都是創新型人物，因此我們有信心做到這一點。

        發展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

        我執教的名古屋大學已有4位諾貝爾獎得主，我所在的國際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也是著名的“雁形發展模式”的發源地。我跟一些朋友講過，我已知天命，不期望得什么獎，而是期望能為提出一點像“雁形模式”那樣能持續一些年的理論，為世界經濟發展、特別是中國經濟發展做一點實際貢獻。我發起建立這個所也出于此意。研究所的成員都有中國情結，大家愿意參加進來。像郜若素，他曾任澳大利亞駐華大使，愛吃中國菜，兒子孫子都會講中國話。他提倡中國應當轉變為“低碳國民經濟”，一再強調中國已在碳減排方面做了很多，但國際上并不知道，所以中國要積極參加氣候談判，要進入國際體系。名古屋大學井村秀文教授曾是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成員，去年他寫了一本書說中國的環境問題日本也有責任，應當協助中國解決問題。另一方面，作為學者，他們都很敏銳，因為中國經濟崛起，中國在碳排放方面受到國際關注，研究中國是熱點，也就是吸引力吧。這不是哪個人的吸引力，而是中國經濟的吸引力，是事業的吸引力。有這么些“好事者”為中國出謀劃策，相信能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道路。

        我們的長遠目標是創建低碳國際經濟體系。低碳經濟是一次新的產業革命，其意義在于重新定位人類生命的價值：我們不是為GDP的高增長而活著，而是要活得有質量。這是一種新的文明和哲學理念。人類不能再過于追求“大躍進式的高增長”了，而環境、氣候、生活質量，簡言之“生命”，應該成為發展的目標，成為新的檢驗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標準。

        羅馬俱樂部對人類發展的傳統模式提出了警告，創建了“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催生了環境經濟學。我們要繼承這種勇于挑戰和創新的精神，提出“低碳適度增長”的新發展觀，創建低碳經濟學。希望幾年后，人們一提到低碳經濟學就會聯想到我們這一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