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天佐：這涉及投資效率的問題。現在很多地方政府熱衷于設立產業引導基金，對科技創新產業化起到很大的扶持作用，值得肯定和推廣。但各級政府的支持形式多是從簡單的計劃到項目，從計劃指令到政府撥款，沒有建立一種市場化的項目監督約束和資金運行機制，個別地方甚至將產業引導基金違規用于礦產資源開發、房地產開發等領域。

　　此外，一些產業基金不去扶植初創期的科技創新型企業，不愿彌補市場機制的失靈，不愿承擔培育新經濟體必需的風險，反而帶有太多功利色彩，熱衷于投資規模、盈收已達可上市水平的Pre-IPO企業。以開通兩年的創業板為例，經過多年撫育積淀的成熟科技創新型企業，很快被各類資本搶奪一空，地方政府如再不注重培育創新土壤，后續資金將面臨優質標的物無處可投的局面！

　　《經濟參考報》：您的意思是，并非沒有足夠的社會資金，而是找不到合適的投資標的？

　　鄧天佐：資金的供給方這一邊，目前解決科技創新型企業的融資問題已有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兩大渠道。直接融資涵蓋了種子投資、天使投資、創業投資、風險投資等；間接融資的主渠道是銀行。

　　而在資金的需求方這一邊，理想狀態下估值高、成長性好、信用度大的科技創新型企業仍然相對稀缺。正因此，資金造成的流動性過剩，加劇了CPI的走高，為了防控通脹，“銀根”又被不斷收緊，最終造成了科技創新型企業融資日趨艱難的“惡性循環”。反過來講，如果科技創新型企業能夠為社會投資、銀行信貸提供增值機會，這些逐利資金沒有理由不順應政府的倡導并支持之。

　　對于大中小企業要區別對待

　　《經濟參考報》：在科技創新型企業方面，如何為龐大的社會資本尤其是游資，培養優質投資標的？

　　鄧天佐：在社會資本最青睞的大中型企業方面，我們常說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創新動力和能力不足，可能是因為他們享有獨特資源，基本壟斷市場，不用創新就能獲得足夠利益。盡管現在單個科技項目的支撐強度已經不小了，幾百萬、幾千萬的專項資金比比皆是，但在調動大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創新積極性方面，仍未必有效。

　　“十二五”期間，我們要學會運用不同的資源組合，去推動不同的市場主體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對于大型企業，政策的調動效果遠勝于資金。假如我們能制定一項政策企業銷售額的百分之幾必須投入科技創新，并且嚴格加以考核，有明確的獎懲條款，那么將極大調動大企業的科技創新積極性。此外，對于“企業科技創新投入150%加計扣除抵補所得稅”的現有政策，多個地方在運用上還遠遠不夠，政策成效遠未顯現。

　　《經濟參考報》：在中小企業方面，科技型中小企業前期投資大、周期長、風險可控性較弱，且與其他中小企業不同，缺乏土地、廠房、設備等抵押物，對于商業銀行等低風險偏好投資者“吸引力不大”。您怎么看？

　　鄧天佐：雖然近期“銀根”隨著宏觀調控尤其是貨幣政策而縮緊，雖然銀行的資本約束會隨著《巴塞爾協議》的修訂而加大，但是，房地產和資源類企業靠得了一時、靠不了一世；未來五年、十年乃至二十年里，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點，一定是擁有自主技術且滿足市場需求、包括節能環保領域在內的科技創新型企業。投資一個此類企業，等于培養了一個長期的優質客戶即便存在一定的風險溢價，完全可以通過提高利率等市場手段加以解決。

　　衷心希望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市場和機構，加大對科技創新型企業的支持力度，加大金融工具、產品和商業模式創新，實現科技資源與金融資源的有效對接。尤其是要推動金融創新，消除或降低因金融創新不足帶來的市場風險。例如，可以研究放開科技創新型企業發行利率高于(甚至遠高于)市場平均水平的“高風險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