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對氣候變化法》正在起草

　　《21世紀》：那么在中央政府層面，具體應該如何制度創新？

　　孫楨：首先是立法。包括降低碳強度在內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制度創新，需要一個整體的法制框架。一方面既要借鑒國際經驗，另一方面也要結合我國的國情。

　　國際上已經有了相應制度，這就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國際制度要有效就必須公平，維護公平的目的也是為了制度有效。在國內，有節能和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法律，但是還沒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基本法，我們正在參與起草《應對氣候變化法》。

　　其次，根據我國改革的經驗，在氣候變化體制創新上應采取循序漸進、上下互動的思路。具體地講，一方面開展低碳經濟和低碳城市的試點，輔以適當的激勵政策，探索適合的路徑，自下而上地積累經驗；另一方面，要及早開展頂層設計，建立制度框架，自上而下地加以推進。這兩方面的工作要同時進行，相互促進。

　　舉例來說，很多人都很關心的碳排放權交易，之所以遲遲未能開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涉及到氣候變化的總體制度設計，只有明確溫室氣體的公共利益屬性，才能進行管理和控制，也才能進行市場交易。

　　《21世紀》：碳強度指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對企業是一個很大的約束，那么政府與企業應該建立一種什么樣的合作關系？

　　孫楨：加強政府與企業的合作，尤為重要。我們正在大力推進建立溫室氣體的統計核算體系，這也是碳強度工作開展的一個重要基礎。這不僅涉及到各級政府，也涉及到各個行業、企業，如果企業不予合作，這個任務難以完成；如果企業應付差事的話，核算的結果就會可信度很低。因此，政府與企業要建立起一種友好和互信的關系。

　　盡管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會對某些企業增加一些成本，但這個過程也會倒逼企業去精細化自己的管理，發現一些管理過程中的能源浪費。如此看來，對企業并非完全是負擔。

　　在未來的減碳機制上，我們也會設計一些激勵措施，鼓勵做得好的誠信企業。碳交易會產生一個碳價格，碳稅也是一個碳價格，兩者要盡量趨同，而且應避免對同一對象重復設置。

　　《21世紀》：有觀點認為，由于碳強度指標80%要靠節能，因此在碳強度指標考核上，將主要參照節能指標。對此你怎么看？

　　孫楨：要分解落實任務，除了溝通過程的重要性，還要注意到任務對象的特性。我認為，能源強度和碳強度是兩個問題。能源問題的本質是能源經濟學問題，即減少成本，或提高效率；而氣候變化的問題是溫室氣體的排放空間受限，這不是效率問題，而是公共物品的分配與管制問題。

　　節能像戀愛，控制溫室氣體則像結婚。婚姻也要愛情常新，但更強調責任。事物發展都會有階段性的變化。“十二五”期間，我們要意識到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但大體上來看，碳強度指標的途徑和考核仍將主要參照節能，并輔以新能源發展的指標考核。有觀點認為節能歸節能，氣候變化歸氣候變化，這不是正確的認識，工作中還是要加強統籌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