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亟需變革

    說起來，能耗強度指標和碳排放強度指標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在很大程度上，如果單位GDP能耗下降，也意味著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

    鑒于“十一五”節能指標分配存在的問題，劉世錦及其同事提出一套新方案：首先根據“十二五”全國碳排放強度下降目標和預測的GDP數字，估算全國碳排放總額度；然后將這一額度劃分為“地區基本排放額度”和“行業排放額度”兩部分，分別按各省“人均GDP水平和人口數量”與“行業先進排放標準”，將碳排放額度公平分配給各省。

    這里所指的“行業先進標準”，是以目前的“千家企業節能行動”為基礎，劃定1000家左右重點排放企業，用各行業先進水平的單位產量排放量為標準，確定全國“行業排放額度”，再行分配給各省的重點排放企業。這意味著，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仍然可以發展高載能產業，但需要遵循先進標準。

    根據這一方案，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等人均GDP較高省份，在“十二五”期間的碳強度下降幅度要明顯高于全國17％的目標，而河北、山西、寧夏、四川、貴州等省份則低于全國目標。但即使像上海、北京等看起來減排任務較重的地區，其“十二五”分配的排放額度也要明顯高于其“十一五”實際排放量，而且沒有任何省份需要將碳排放的絕對量降下來。

    科學合理的指標分配僅僅是第一步，接下來是如何完成指標。“十一五”期間，中國主要依賴行政手段實現節能減排，也因此受到一些批評。

    劉世錦等人則建議，今后各省應該既可以通過減少“實際排放量”，也可以通過采取排放權交易與跨省減排合作等靈活方式來完成減排任務，從而實現減排資源在全國范圍內的優化配置。

    在行政管理體系之下，邊際成本相對低的企業雖然容易達到減排要求，但通常不會主動多減排，因為這無法帶來利潤。在排放交易權這個體系之下，各企業擁有明確的排放指標，如果多減排，則可以在市場上出售獲得收益。

    中國科學院廣州能源所能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廖翠萍還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表示，在同一省份的不同區域內，也需要有制度設計，不搞“一刀切”。她舉例說，殼牌與中海油在廣東惠州市合資開發的南海石化項目，據說是國內最大的中外合資項目之一，那么惠州的能耗和排放都不可能降下來。因此，惠州是不是可以向別的區域拆借一些排放指標。

    此前，天津排放權交易所、上海環境能源交易所和北京產權交易所已經高調表示涉足碳排放權交易，但并無實質性的交易項目產生。多個省份也紛紛提出要建立碳交易所，如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在上報國家發展改革委的國家低碳省試點工作實施方案中，即提出要建立和完善碳交易所。

    不過，廣東省發展改革委有關人士接受財新《新世紀》記者采訪時稱，前述方案尚未得到批復。對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提出的建議，該人士稱：“目前還是一份建議，包括碳交易等制度設計，一切都得等國家層面的決策。”

    據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正與國家發展改革委相關部門合作，以加快推動市場化減排新機制的建立。

    劉世錦表示，制度設計有一個過程，他們提出的方案，既可以在全國層面實施，也可以先在一些試點省份實施。但他和同事們希望，即使“十二五”對“十一五”節能減排指標分解辦法不進行大的調整，也有必要改變現行考核辦法，允許各省通過靈活的減排方式來完成減排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