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華：我認為，中國的人口是世界第一，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很快，發展規模很大，我們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推進時期，在這個快速推進時期有大量碳的存量的積累，包括公路、鐵路、房屋建筑等。

　　但是，中國的人均排放和美國相比，只有美國的1/4；和歐盟相比，只有歐盟的1/2。

　　中國現在這種排放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一種滿足基本生存、基本需求的排放，而不是發達國家那樣一種奢侈浪費的排放。

　　所以，這個問題我們要辯證地看、客觀地看、比較地看、歷史地看。

　　記者：現在國際上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很多指標來衡量，中國已經不算是發展中國家了。因此，按照“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中國也應該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的義務。

　　潘家華：中國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被發達國家”了。

　　目前中國經濟總量已經位居世界前列，城市化水平也從改革開放以前的不到18%，發展到現在的48%。而且中國一些城市的馬路特別寬敞，高樓、玻璃幕墻建得特別光鮮。這就給人一種表象，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了。

　　但是，出北京城區30公里，在六環以外，可能就看不到這樣的光鮮了。到中國的農村、中國的西部欠發達地區看一看，外國人就可以理解，中國仍然還是發展中國家。

　　中國正在向發達國家邁進，但是客觀地講，我們和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很大。

　　中國溫室氣體排放地區差異較大

　　如果不對奢侈、浪費型排放加以遏制，低碳社會就建立不起來

　　記者：中國已經提出了到2020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十二五”中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將成為約束性指標。在這個指標的分解落實方面，您有哪些建議？

　　潘家華：中國經濟發展的地域差別很大，浙江、廣東、上海、江蘇等地的人均GDP現在已經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了。

　　與此同時，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地區差異也比較大。上海年人均排放9.7噸，現在歐盟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十一二噸，法國只有5.7噸，瑞典只有6噸，上海人均水平已經超過法國、瑞典，和歐盟的平均水平差不多了。 

　　但在中國很多農村地區，溫室氣體排放就很少了。農村人均電力消費只有城市的1/4，你讓它去減，沒有什么可減的。

　　因此，在溫室氣體排放的指標分配上，應該針對不同地區的不同產業結構、不同發展水平來科學確定。

　　對一些比較發達的地區，應該實行溫室氣體總量控制，而不應該只是強度控制。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我們要從消費領域入手，對于奢侈、浪費型的排放，要加以遏制。比如，在充分保障基本需求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階梯電價中超過基本需求部分的價格。

　　如果不對奢侈、浪費型的排放加以有效遏制的話，我們的低碳社會就建立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