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vs. GDP

    在論壇的一場“頭腦風暴”中，有與會者提問“對于上海而言，轉型的成本會有多高？”無疑，這是整個會議中最難以回答的問題。

    報告的另一位負責人、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諸大建認為，現在研究低碳有三種基礎路徑，最主流的為能源替代路徑，其次是效率提高路徑，第三種就是報告里強調的轉型路徑。

    “光靠能源替代是沒辦法實現低碳的，而效率路徑現在強調比較多的是在現有產業結構不變的情況下進行技術上的效率提高。”諸大建說，“轉型路徑則是指對產業結構進行重大調整，從原來非常重型化的結構轉向服務導向的結構。這樣一種轉型成本我們是很難估計的，但成功的轉型是要傷筋動骨的，這是戰略上的重大轉折。傷筋動骨的政策能不能推行，這才是真正的成本，如果要低碳必須在這個問題上做出選擇。而轉型意味著GDP可能會往下降，現在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敢不敢這樣做。”

    可以看到的是，報告預測了上海在不同政策干預情景下的GDP增長率。在轉型情景下，2010-2015年，上海GDP增速約為7.23%，2015年到2020年，增速為7.23%，2030年到2040年，為3.59%。而在強干預情境下，2010年到2015年，上海GDP增速為6.81%，2015-2020年，GDP增速為5.92%，2020-2030年，GDP增速為4.92%，而2040年到2050年，GDP增速為1.99%。

    官方數據稱，上海鋼鐵和精細化工工業產值占上海市的15%，耗能量占60%。此前，上海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尚玉英曾對媒體表示，這些產業雖然是耗能大戶，但能源的使用效率并不低。

    戴星翼表示，過去幾年上海GDP 的高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資驅動的。大規模的舊城改造、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業的發展和產業資本的引入構成了資本形成的基本內容，由此又拉動了本地重化產業，“這種由起吊機經濟拉動的高速成長應該是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特定階段，而非永久的主旋律。”

    “未來上海的發展必須摒棄GDP主義，需要在理順與周邊地區關系的基礎上，著力培育上海的核心競爭力，從投資和外貿驅動型的發展模式轉向內外兼修型，在這個過程中實現向后工業化的轉型。”戴星翼說。

    難道GDP的增長和發展低碳兩者真的不能兼顧？美國能源基金會中國可持續城市項目主任何東全舉了幾個國外的成功實例：紐約和華盛頓這兩個美國的大城市，任何技術手段上幾乎不存在差異，但紐約的城市人均碳排放是華盛頓的1/4，基本上是5：20噸的關系，而華盛頓則代表了美國的平均水平；還有一個例子是丹麥的首都哥本哈根，它是歐洲這兩年經濟增長最快的城市，但那里的碳排放量這兩年都在降。

    “如果真正地微觀聚焦這兩個城市，你會看到它的人的行為方式和其他城市是有非常大的差異，這應該是造成這兩個城市低碳發展的核心原因。紐約90%以上的交通出行是通過公共交通方式來解決的。哥本哈根的自行車出行率居然還高于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達到35%，整個的交通體系是一個綠色的公共交通和慢性交通作為支撐的體系。”何東全說，“如果從城市的角度來說，人們的生活方式可能是下一步要關注低碳的很重要的出發點。”

    對此，諸大建表示贊同。他還補充，倫敦對于英國，它的人均排碳也是最低的，東京對于日本也是最低的，巴西的里約熱內盧也是最低的，“而北京、上海的排碳量都是高于全國人均的。中國是工業的城市，所以城市里面三種排碳：工業、交通、建筑，實際上有一個時間序列。所以報告點明了當前中國城市要低碳，實際上就是首先要在工業的轉型上面做大文章，隨后在配合交通以及建筑上的節能減排。”

    此外，報告課題組還建議，上海要審慎思考“如何在低速增長下過日子”，實質是更審慎地決策，杜絕奢靡、杜絕浪費，將公共財政更多地投向民生，最大限度地提高各類資源的使用效率。建立更健康的公共財政體系的問題應當被提上議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