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戲規則

    “其實，我們也不必抨擊央企。”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秘書長孟憲淦向時代周報透露，早在競標之前，能源主管部門就曾在大大小小的會議上放出風聲，嫌光電價格太貴，即便降到1元/千瓦時還是太貴，七八毛才合適。

    而從本次競標要求來看，主管部門設下的高門檻直接扼殺了民企參與的可能性。依據規定，競標公司需為每個標的繳納500萬元保證金，抵押時長14 個月，而且，公司必須具備10%的項目資本金，并在公司融資方案中保證30%的自有資金。由此估算，競標公司申報一個項目至少需自有資金1.33億元。

    “現階段，光伏發電是政策主導的事業，這是最基本的游戲規則。政府讓央企作投資者，以便更好地由自己主導，這一點并不應該被過多指責。” 對于政府授意央企低價拿標的說法，孟憲淦說。

    目前，世界各國的新能源下游產業都處于政府導向階段，而且，由于成本高企等因素，在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政策將是整個產業的主導因素。

    以西班牙為例，2008年，該國光伏裝機容量高達2511兆瓦，但當政府宣布削減財政補貼后，2009年的實際裝機容量立刻萎縮至不到200兆瓦，足見政策威力。

    而在中國，財政補貼亦是政府考慮的重要議題。孟憲淦告訴時代周報，可再生能源領域的發展，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撐，但是，如果壓力過重，政府也無力承受。

    根據擬議中的新能源產業振興規劃，到2020年，中國風電總裝機容量將攀升至1.5億千瓦，而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容量達到2000萬千瓦。“光電貴意味政府要多貼錢。如果現在不壓價，等到裝機容量上來，這么多財政補貼，政府找誰要？”在孟憲淦看來，央企之舉，一定意義上，甚至是為國家擔責，唯一的問題是政府把價錢壓得猛了一些。

    按國際市場的執行情況估算，光電價格的合理降幅為每年5%-10%。例如德國計劃實現上網電價1元人民幣/1千瓦時的時間是2016年，其他歐洲國家以及日本也將時間節點設在了2017年前后，但在中國，則被提前至2012年。

    對此，孟憲淦認為，壓低電價的深意在于借此調控市場，避免投資過熱、產能過剩。從當下實踐來看，有些地方政府“過于激進”，提出“風電三峽”、“中國太陽城”等計劃，不斷上馬新能源項目，極易造成重復建設。

    事實上，去年中，一直狂飆突進的光伏產業就得到了首個“黃牌警告”。隨后，發改委出臺專項文件，認為該產業應控制產能，合理健康發展。盡管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其降溫不少，但今年以來，旺盛的國際需求使得中游的光伏組件產業重新成為淘金熱點。

    “上網電價定得低，沒有核心技術、管理落后的企業就會被淘汰出局，而有能力降低光伏組件生產成本的優質品牌企業則會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這樣的洗牌對整個行業的發展是有益的。”孟憲淦分析。

    民資再戰

    央企未進入之前，在新能源領域的開拓過程中，民營企業一直起著重要作用。

    而此次廝殺中，民企梯隊集體慘敗，但他們似乎不以為意。江蘇常州一家光伏生產商告訴時代周報，由于他們80%的訂單來自國外，國內市場是否啟動對其影響不大。

    而今年，由于德國預備下調光伏補貼，為搭乘政策末班車，大批光伏工程商搶著修建電站。為此，去年還為虧損發愁的國內光伏組件商半年來接訂單接到手軟，已無暇顧及國內“內訌”。

    然而，隨著西班牙、德國先后提高光伏補貼門檻，歐洲的太陽能光伏市場已逐漸趨向飽和，不少歐洲企業已將投資目光轉向中國，光伏民企的處境不容樂觀。林伯強告訴時代周報，一方面，海外市場在萎縮；另一方面，本土市場尚未打開，甚至可能遭遇歐洲企業的挑戰。

    7月26日，國務院正式發布《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其中指出，要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風能、太陽能、地熱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產業的建設。但林伯強認為，解決壟斷的最有效方法是讓民資進入光伏產業上、中、下游的所有環節。

    “如果民企能夠不斷革新技術，降低成本，等到標桿電價推出，絕對有機會在下游市場與央企再戰。”國信證券一位分析師預測說。只是，標桿電價的誕生不知還需經歷多少場特許權招標，而國家發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員王斯成則打趣說，這一命脈若能在“十二五”內打通，就已“謝天謝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