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內人士都知道,稀土分為輕稀土和中重稀土,輕稀土主要在北方,中重稀土主要分布在南方7省。
張忠告訴記者,包鋼稀土集團已經擁有了北方的輕稀土資源,但應用加工需要中重稀土的配合,“為了獲得中重稀土,我們必須進入南方,實際上我們在2008年就已經與贛州市政府簽訂了一個優勢互補的協議,只是遭遇金融危機后暫時擱置。”
五礦與包鋼稀土在成長的方式上選擇了兩條不同的路,五礦被認為是做貿易起家浸淫稀土的時間并不長,在擔負重組南方稀土大任進駐江西贛州之后,也沒有很快進入整治亂局的核心——開采領域,而是將精力集中在冶煉和應用領域。
與其相反,包鋼稀土集團一直背靠包鋼集團對包頭稀土資源的壟斷,牢牢掌握資源,尤其是2008年,包鋼稀土與包頭市稀土高新區等共同出資,組建了包鋼稀土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簡稱國貿公司),包鋼稀土集團實現了對稀土從資源到銷售的全程壟斷。
目前,包鋼稀土的業務已經迅速延伸到產業鏈的下游,通過發展高附加值的下游產品打造完整的產業鏈,公司計劃拓展4個功能材料:釹鐵硼磁性材料、貯氫合金粉、拋光材料和熒光材料。而在7月,五礦有色與稀土成品龍頭企業北京中科三環公司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在滿足中科三環原料需求的同時,五礦有色也更加積極地進入稀土應用領域。
除了五礦、包鋼稀土兩大龍頭企業起舞的同時,包括已經在2007年入主四川冕寧稀土的江西銅業在內,中鋁、江鎢、廈鎢、中色集團、廣東廣晟等中央央企和地方國企也都在“摩拳擦掌”,業內人士均認為,南方稀土的整合難以沿用北方的一家壟斷模式,三五家企業分享的格局可能成為最終選擇。
中央與地方博弈漸酣
據國內一位權威人士透露,為了制定稀土行業的“十二五”規劃,中央相關部門已經召集專家們討論過多次,“能感受到中央嚴控稀土開發的態度越來越明確,之前提倡企業儲備,現在礦山儲備已經漸占上風。”
記者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基于企業的利益考量,企業儲備資源,即便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儲備也并不讓學術界放心,“挖出來總是要賣的”,因此,在今年5月,包頭實行稀土儲備的同時,礦山儲備的思路也在論證。
“如果說企業儲備是為了維持市場和價格的穩定,那么礦山儲備則完全是為了保護資源,這是戰略考慮。”上述權威人士告訴記者,國家的這種思維勢必會與地方政府的發展思路發生沖突,“一個地方有稀土,當地政府就希望利用資源發展產業,初級產品也好,深加工也好,都離不開資源,將來完全封山,當地也就沒有了發展的優勢。”
而今年以來,由于工信部、環保部等起草的《稀土行業準入條件》(征求意見稿)、《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稀土工業產業發展政策》將相繼向社會公布并等待實施。按照新的標準,全國至少有20%的稀土產能被淘汰,此舉被認為是國家在強力催動稀土行業的整合,給大企業進駐稀土資源區打掃道路。
一切對南方稀土的影響尤甚,以準入條件限制為例,規定使用混合型稀土礦的冶煉分離項目規模應不低于8000噸(REO)/年;使用氟碳鈰礦的冶煉分離項目規模應不低于5000噸(REO)/年;規定使用南方離子型稀土礦冶煉分離項目規模應不低于3000噸(REO)/年,稀土金屬冶煉項目規模應不低于1500噸/年,一旦實施,江西、四川等地將有30%至40%的產能屬于被淘汰之列。
記者近日了解到,嚴格的準入標準已經引起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反彈,尤其是南方稀土各省認為標準過于嚴格,希望有所松動。四川漢鑫礦業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魏娜對記者表示,中央整合稀土產業的決心很大,如果嚴格執行,死掉一批企業在所難免。
而環保問題也將成為未來中央強制整合地方企業的重要因素。在首屆中國稀土峰會上,多位中方發言人都將中國嚴控稀土生產與出口稱作是“還環境債”。張安文明確表示,中國用有限的稀土資源供應全世界的需求,中國付出了沉重的的環境代價,“今后中國稀土的價格應該加上環境的成本。”
記者獲悉,目前《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第二稿已經出爐,確定稿將在近期公布,預計對于污染物排放標準的限制的確較為嚴格,關鍵點集中于三廢(廢水、廢氣、廢渣)和輻射范圍條件的標準上,據了解,“標準”參照西方國家,有的甚至更高,“目的很明確,就是要淘汰大部分小企業,結束南方稀土散、亂的局面。”
“面對大國企整合地方稀土產業的局面,我曾向高層提出希望增加一個地方稅種專門用于稀土開采冶煉后的環境恢復,之所以要交給地方政府就是怕國企或異地企業一走了之。”包頭稀土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助理安四虎在接受《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央在加大國企控制力度、環境保護、控制生產方面的措施越來越嚴厲,中央與地方如何能協調好至關重要。
而如果按照《稀土工業發展的專項規劃(2009-2015年)》提出的“冶煉分離企業由100家減為20 家”的規定,未來5年內,中國稀土行業將面臨巨大的震動,大量被淘汰掉的產能和人員將向何處去,也將直接考驗地方政府,“這么大動作,落實起來起起伏伏恐怕在所難免。”
應用產業鏈轉移
“中國長期給世界供應低價優質的稀土資源,不僅是我們付出了沉重的環境代價,也使得我們的企業因缺乏足夠的資金而在應用技術方面落后于世界其他國家。”8月4日,五礦(北京)稀土研究院總經理廖春生在稀土峰會上公開反思中國長久以來的稀土策略。
“我們是稀土大國,頂著生產和消費世界第一的帽子,但我們并非稀土強國。”安四虎對記者表示,稀土高利潤的應用環節是中國所欠缺的,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先進的應用技術,“初級產品的附加值低,賺不到錢,我們也沒有能力去補償環境。”
安四虎告訴記者,包頭稀土高新區作為全國唯一一個以稀土命名的技術開發區,就是為了“用資源換技術”設立的。“稀土高新區目前有注冊企業2000多家。主要集中于稀土新材料及其應用、冶金深加、工程機電一體化等高新技術產業。其中稀土企業66家,外商投資企業50 家。我們的技術水平也得到提高,這個是雙贏的,因為外國企業進來就不會受稀土出口配額的限制了,而且中國的人力成本還低,對企業也有利。”
不過安四虎也坦言,隨著稀土被社會關注,“資源換技術”的策略也會被外界誤解。近期被媒體炒作的韓國浦項收購中國稀土企業一事就讓安四虎很頭疼,作為這一引進工作的主要操刀者,安四虎認為,這是一個完全出于應用環節的外資引進,“并不涉及稀土初級產品,也不存在外企繞開配額外運原料的問題,除非走私。”
按照原計劃,浦項將于今年11月投產1000噸的釹鐵硼,明年達到5000噸,“但現在都擱置下來了,這對我們引進應用型企業的負面影響很大,其實我們一直堅持分離產品免談的原則,我們很清楚外國應用企業愿意來就是看中中國的資源,我們不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據記者了解,由于中國對稀土資源控制,西方企業在尋求新的資源供給的同時,也在觀望是否響應中國的“號召”,進駐中國進行生產,以解脫原料“饑渴”。
8月4日,畢加里就向記者表達了“合適的時候會在中國的投資”的意愿,作為集開采、應用于一體的稀企業負責人,畢加里表示,自己很理解中國控制稀土出口的舉動,“要看到中國已經成為了稀土最大的消費國,這里有巨大的市場,對于企業來說進駐中國,不僅僅意味獲得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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