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教授何建坤認為，當一個國家處于重化工業發展階段時，GDP能源強度會呈上升趨勢。以韓國為例，從1971年到1997年，其GDP能源強度上升了45%。如果中國沒有采取強有力的節能減排措施，“十一五”期間中國的單位GDP能耗可能會繼續上升。

        李佐軍說，金融危機的爆發事實上也妨礙了去年的“節能”工作。在2007年和2008年，我國單位GDP能耗分別下降4.04%和4.59%；而2009年，在“保增長”的壓力下，一些重化工項目紛紛上馬，致使當年單位GDP能耗僅下降2.2%。

        專家認為，相比于“節能”，“減排”之所以進展更快，或許得益于“減排”工作的易于操作。

        “以二氧化硫為例，我們能提前超額完成二氧化硫減排任務，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通過‘上大壓小’，關停了不少小火電；而且電力企業多是大國企，比較‘聽招呼’。所以這幾年電力行業二氧化硫減排效果非常顯著，抵消了其他行業二氧化硫排放量的增長。”李佐軍說。

        鑒于“減排”目標進展較快，環保部部長周生賢表示，2010年二氧化硫排放量力爭比2009年再削減40萬噸，化學需氧量減排在完成“十一五”目標的基礎上，力爭再削減20萬噸以上。

        “雖然減排成效比較顯著，但國家要切實采取措施，防止地方在統計上弄虛作假。”原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說，“現在一些企業雖然也建了污水處理等環保設施，但往往只是個擺設，檢查團來了就開著，走了就停掉。一些小火電改成了垃圾焚燒廠，但它們依然大量使用煤和油來發電，依然在排放二氧化硫。”

        以體制改革促經濟轉型

        打好持久戰，必須有相應的戰略和戰術。然而，一個不必諱言的事實是，“十一五”以來，我國在節能減排上取得的成績，更多的是依靠簽責任狀、大檢查等行政手段；這些手段能否作為推動節能減排的長久之計？

        “行政手段當然不是長久之計。我們傾向于采取行政手段，主要是因為我們對行政手段輕車熟路，而且行政手段見效快。”李佐軍說，“從長遠看，我們還是得依靠市場和法律手段，但現在它們的基礎還很薄弱。”

        趙章元則認為，中國其實并不缺少法律，我們有節約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清潔生產促進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環境保護法等等一大批法律，但問題是執行情況都不太理想。

        “現在的情況往往是有令不行，不守規矩的企業沒人管，結果就是守規矩的企業吃虧。”馬鋼集團副總經理惠志剛說，“一些小鋼廠不上環保設施，產品成本低，反而有一定市場。”

        趙章元認為，要改變有法不依的現狀，關鍵是理順執法體制。比如，現在環保部門是地方政府的組成部門，如果地方領導要保護污染企業，環保部門就不敢有所作為。假如環保系統采取垂直管理體制，人事、經費都獨立于地方政府之外，情況就會好得多。

        “從更長遠的角度看，要推進節能減排，根本上還是要調整經濟結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不再走過于依賴投資、依賴重化工業的發展道路。”北京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副教授王文章說，“但要改變投資驅動型增長模式，就必須深化體制改革，為服務業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讓地方領導真正把民生而不是GDP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