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燒的行政成本相當高。”劉波告訴記者。根據市秸稈辦提供的數據，2008年全市各級共印發宣傳資料241.6萬余份，出動禁燒巡查執法人員110.1萬人次。

　　但是，政府部門在監管上依然存在困惑。“農民要想燒很方便啊，等到半夜丟個煙頭就著了。經常是我們前腳走，后腳就燒上了。成百上千個農村鄉鎮，每個鄉鎮都有上萬畝地，管怎么管得過來？而且，現在農民靠種地生活不容易，我們在處罰時也會心軟。”

　　作為新都區斑竹園鎮秸稈禁燒工作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之一，鎮武裝部長黃文建從24日晚一直巡查到25日凌晨2時多。他告訴記者，通過“疏堵結合”的方式，用宣傳資料、公開信等向農戶廣泛宣傳，有一定效果。

　　而在懲處措施上，在鄉鎮一級，他們能做到的只是將違規的農戶叫到村委會、鎮政府批評教育。涉及經濟處罰一類的處理措施，則需要區級環保部門到現場執法。但執法部門畢竟精力有限，“不可能每次都把他們叫來”。

　　直接還田成本過高，“關鍵是解決秸稈的出路”

　　“把燒秸稈的所有責任都怪到農民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一位基層農業部門負責人直言，“過去，秸稈可以當柴燒，現在大家都用煤用氣了，秸稈還拿來干啥？”

　　“我們也不愿意燒秸稈，烏煙瘴氣的。”新都區大夫村村民朱大姐說，村民們明知會被處罰還要偷偷摸摸燒秸稈，實在是“不是辦法的辦法”。

　　朱大姐給記者算了一筆賬：種一畝地麥子，算下來，最多賺100元左右。如果不燒秸稈而是直接還田的話，要先讓機器將秸稈打碎，機器每畝的工錢就要幾十元。

　　目前，秸稈還田仍然是秸稈綜合利用最主要的辦法。還田方式分為兩種，一種是使用成本為10元/畝的腐熟劑加速秸稈軟化，一種是成本約為20元/畝的機械粉碎還田。

　　為了防止機械化收割留下的農作物茬口刺傷腳，農民對田地淹水前，一般都會選擇燒一次茬口。

　　德陽廣漢市委農工委一位負責人介紹，“在農民看來，這樣最省事，也最方便。”特別是因為“小春”時間短，農民必須在很有限的時間里集中完成收割、播種，在農村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許多農家自然選擇火燒的辦法。

　　“要治理秸稈焚燒，單純的禁燒不是辦法，關鍵是要解決秸稈的出路。”據殷小偉介紹，成都一直在探索綜合利用的途徑，目前成都一共有5個途徑利用秸稈：秸稈還田、無土栽培、果園覆蓋、生產沼氣、生產飼料。

　　但是，這些利用途徑中，有一些由于技術不成熟或成本太高而沒有大規模運用。據了解，1公斤秸稈從農民手中的收購價不足0.1元，但在經過運輸等中間環節后，到達廠商時成本就高達0.5元。殷小偉說，“秸稈體積大、重量輕，運一車可能沒多大用，但運費就要花一大筆，對廠商來說，這樣的買賣很難不虧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