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熊貓標準”爭奪國際話語權
在碳交易市場中,中國由于尚未建立自己的交易規則,減排價格一直被發達國家壓得很低,在國際市場上處于不利地位。
為此,去年12月16日,北京環交所聯合Bluenext、Winrock、中國林權交易所在哥本哈根共同推出了中國第一個自愿碳減排標準——熊貓標準,這是中國參與制定的首個自愿減排標準。梅德文說:“熊貓標準是我們為中國的碳交易量身定做的一個開放的標準,主要對象是面向農林等領域內的具有很強社會效益的減排項目。它標志著中國對碳交易話語權的爭奪開始延伸到碳產業鏈的最前端,是中國參與標準建設的重要環節。”
梅德文介紹,中國雖然一直重視發揮CDM在促進可持續發展中的作用,CDM項目申請的也多,但最終在聯合國注冊的成功率并不高,主要原因是國內缺乏自己的標準和審核機構。他說:“這次中國參與制定的熊貓標準還要接受市場運行的檢驗,如果能獲得較高認可度,將對中國贏取在國際碳交易市場的定價權和話語權起到積極的作用。”
梅德文打了個比方,據經濟領域著名的“微笑曲線”理論,一條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高的在兩端,即設計和銷售,而制造處于中間環節,附加值最低。同理,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處于兩頭的是標準制定者和終端買家,附加值最低的則是中間的初級賣家。中國是一個資源大國,要想盡可能保障和擴大自身權益,就要向產業鏈的兩頭延伸,熊貓標準的推出正是基于此種考慮。
碳減排是壓力也是機遇
去年11月,中國政府宣布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決定到2020年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可以預計,中國政府承諾的繼續減排目標會很快分解到各個省市,全方位影響到我國經濟的發展。
梅德文說,在減排的大趨勢下,中國的“三高”企業(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會面臨巨大的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壓力。因此,中國的企業如果要建立自己的競爭力,就應該有所行動。為此,我們于今年1月8日發起成立了“中國碳中和聯盟”,這是國內首個碳中和聯盟組織。聯盟將為會員提供碳足跡測算與核證、碳中和交易與認證、碳資產管理與咨詢等全方位服務,為會員量身定制合理可行的碳中和實施方案。
事實上,對于企業來說,碳減排不僅意味著環境的改善、成本的提高、技術的提升,還意味著更多的經濟機遇。因為參與碳交易,是獲得正常商業途徑無法獲得的環保技術的重要渠道,而且通過CDM項目,還可以使采用清潔生產技術的企業獲得融資的渠道。今年1月在廣州舉行的兩場低碳經濟研討會上,有專家就表示,由于對CDM項目的不了解,使廣州企業投資的很多節能減排項目錯失了獲取碳收益的良機。
梅德文認為:“中國減排成本低,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碳資源成本國,同時,市場是碳資源、碳資產的最佳配置手段。如果想要抓住發展新能源帶來的第四次發展浪潮,必須要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利用市場化機制推動環境改善。中國的企業如能抓住機遇發展成低碳企業,不但會在商品和資本市場上獲得超額收益,也會在未來的國際市場上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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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的由來和三種形式
根據《京都議定書》,發達國家應在2008年-2012年的承諾期內,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礎上平均減少5%。但由于發達國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結構優化,新的能源技術被大量采用,因此要進一步減排的成本極高,難度較大。而發展中國家,能源效率低,減排空間大,成本也低。這就導致了同一減排單位在不同國家之間存在著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價差。發達國家需求很大,發展中國家供應能力也很大,碳交易市場由此產生。
碳交易有3種靈活機制。其一聯合履約(JI),指發達國家之間通過項目的合作,轉讓其實現的減排單位(EUR);其二清潔發展機制(CDM),指發達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與發展中國家開展項目合作,實現“經核證的減排量”(CER),大幅度降低其在國內實現減排所需的費用;其三排放貿易(ET),發達國家將其超額完成的減排義務指標,以貿易方式(而不是項目合作的方式)直接轉讓給另外一個未能完成減排義務的發達國家。
除了上述強制性的機制之外,還有一個自愿減排的市場(VER),主要是一些比較大的公司或者機構,由于自身宣傳和履行社會責任的需要,購買一些減排量來抵消其日常經營和活動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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