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滕森還提及了時機問題，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國——目前，美國國會參議院尚未對氣候變化議題顯示出足夠的興趣。有時候，期望高可能并沒有什么不好，但如果在不恰當的時候抱有過高的期望，則可能導致爬得越高摔得越疼。

        克里斯滕森不認為這次大會未能達成法律協(xié)議是哪一方的錯。從歐盟的角度看，它向來認為自己是應對氣候變化的領袖，但歐盟內部在氣候議題上也莫衷一是，主要是意大利、波蘭等國有不同意見。由于內部無法就“2020年前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30%”的目標達成一致，歐盟難以在哥本哈根大會上影響到其他集團。所以，“歐盟這次整體發(fā)揮的作用比起基礎四國和美國來說，是令人驚訝的小。”

        他補充說，作為主席國的丹麥政府也犯了某些錯誤，比如，丹麥以為美國會有比較積極的姿態(tài)，因而沒有給發(fā)展中國家足夠的關注，讓發(fā)展中國家感覺自己的意見被漠視。

        克里斯滕森認為，中國在哥本哈根大會上的立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國按照要求采取自愿減緩，“而(若像發(fā)達國家苛求的那樣)采取自愿減緩又要接受國際監(jiān)督，這是聞所未聞的事情。”

        墨西哥大會前談判不容樂觀

        在2010年1月31日——各國向聯(lián)合國通報各自的減排、減緩目標的最后期限前，聯(lián)合國共收到55個國家的承諾，其中包括所有的發(fā)達國家和24個發(fā)展中國家。因此，這也可以看作是所有排放大國首次一致表示愿意減排。

        不過，克里斯滕森認為，這些指標只是“低端”的，且同哥本哈根大會前各國提出的目標并無區(qū)別，“目前最大的問題是，聯(lián)合國沒有一個法律機制來強制這些國家實現目標。”

        而按《京都議定書》的要求，如果發(fā)達國家在第一承諾期未完成減排指標，那么就要在第二承諾期完成，并追加相應的懲罰。但目前看來，有沒有第二承諾期還是個問題。即便有第二承諾期，那么減排時限也可同樣地被拖到第三、第四承諾期。而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國會并不愿意遵從聯(lián)合國這個超國家機構的約束，在審批《京都議定書》或其他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氣候變化協(xié)議方面必然動作緩慢。

        接下來，聯(lián)合國框架下的一系列氣候談判將陸續(xù)進行，與此同時也將有一些政治行動。比如，法國將在4月1日舉辦聯(lián)合國氣候變化談判。克里斯滕森不無調侃地說：“希望愚人節(jié)這天舉辦會議不那么糟糕。”

        玻利維亞將于4月20～22日舉行“氣候與人性”的會議，其目的是希望促成一項更有約束力的氣候協(xié)議，但會議主辦方倡議的全球機制與當下的完全不同。

        而丹麥在年底的墨西哥大會之前，仍將一直是UNFCCC締約方大會主席。不過克里斯滕森說，很難弄清楚丹麥政府的政策走向，加上擔任哥本哈根大會前半段主席的丹麥氣候與能源大臣康妮·赫澤高已經出任歐盟應對氣候變化委員，所以丹麥在未來發(fā)揮的作用將“非常有限”。

        那么，未來該如何應對氣候變化？克里斯滕森說，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前不久表示，誰能成為清潔能源的最佳制造者，誰就將成為未來的經濟領導者。

        克里斯滕森說，中國現在似乎走到了歐盟和美國前面，因為中國數年前已經開始在新能源方面采取行動，而美國目前才剛剛開始。盡管歐盟在技術上占據優(yōu)勢，但中國在社會機制和市場方面有優(yōu)勢，可供施行新能源政策。

        他說，歐洲“可能在小范圍內做得比較好，但系統(tǒng)性不強，而且跨學科的研究傳統(tǒng)沒有中國深厚。就發(fā)展進程而言，尤其是風能和太陽能方面，中國不僅是全球最大的市場，也是最大的制造者了。可再生能源產業(yè)在中國的增長實在是非常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