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家醫院在器械替代中支出了約60萬元，“都是醫院自己掏，沒有經濟效益，只承擔了社會責任。”積水潭醫院器械科科長楊旭波說。

　　這種替代也面臨著技術上的挑戰。電子血壓計有時“測不準”，甚至廠家都會在產品上主動標出“僅作為參考標準”。最后，每個病房不得不保留一臺水銀式血壓計。

　　中國醫療器械行業協會的徐珊認為，含汞醫療產品是國家戰略儲備的重要物資，“不能說大家覺得有污染就不去生產，一旦出現災情疫情時，臨時采購是不可以的。”2008年，為了生產這些被視為精標準的水銀血壓計和體溫計，中國耗汞量大約為227噸。

　　生產水銀溫度計的江蘇魚躍醫療設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楊興國則指出：“如果我們國家的無汞替代操之過急，難免一些國外的利益集團憑借著起步較早，技術先進進行壟斷。人家會坐享無風險的利潤，必將危害本土企業和國家的利益。”

　　不過這些汞產品公司暫時可以松一口氣，“中美減汞”隨著2007年項目到期而告一段落。

　　“只進行了一年。”天壇醫院負責健康教育的醫師倪富強說。第二年夏天，他受北京市衛生局的委托，編寫了一本《無汞醫療指導手冊》，該部門當時聲稱未來要在北京市的20家醫院推行“無汞醫療”。但直到今天，《手冊》的初稿還靜靜地躺在倪富強的寫字臺上，無汞醫院的計劃也沒了下文。

　　“身為含汞產品的主要使用者，醫院能通過減少使用汞及排放汞來扮演保護大眾健康的主要角色。”——《中美減汞合作宣言》中的愿景似乎仍然只存在于曾經的兩個試點醫院中。

　　在一些醫院看來，自愿減汞不太現實，因為含汞醫療器械數量多少并不在各項評比范圍內，比如“百姓放心醫院”的評選標準里就沒有。

　　一個無人可答的汞垃圾去處

　　盡管北京地球村的工作者認為禁汞的關鍵在于政府的環保部門，但他們現在似乎從一種新生力量中看到了希望。王海龍是天津血液病醫院麻醉科醫生，同時也是環保志愿者。他總是在各個護理學會或醫學會上宣傳汞的危害。

　　“可是我現在能做到的只是推廣概念。”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據他所知，在天津，擁有醫生和志愿者雙重身份的只有他一個人。在他看來，“醫療汞占整個汞污染的十分之一”，這樣大的比重或許是中國在無汞醫療“試水”的原因。

　　由于“對醫院的環保標準要求很低”，環保工作者期待著行政力量干預醫院減汞。目前中國的一些醫院在處理破碎含汞儀器時，采用了和美國相同的技術，“但在國外，打碎溫度計是件很嚴重的事，要上報醫院管理委員會，委員會還要專門撥一筆錢來處理這個污染”。

　　另一方面，科學家至今沒有找到針對汞污染的有效修復方法。為了實地研究汞，馮新斌將自己的家和實驗室都遷到了貴州省。在這個以銅仁汞礦著稱的省份，有傳聞當地人害怕中毒到了不喝當地的水、不吃當地的菜的程度。也正是在這個并不怎么吃魚的地方，馮新斌發現，由于水稻果實“特別喜歡富集甲基汞”，致使當地人體內汞含量超標。

　　比起小礦區里“土法煉汞”使工人長期在汞蒸氣下暴露，食物內的甲基汞更為可怕，“對大腦和中樞神經的損害是不可逆的”。

　　和魚類相比，水稻中甲基汞含量要低5-10倍，“盡管現在還沒有看出甲基汞水稻的危害，但心血管健康和兒童智商到底有沒有受到影響，這些都是隱性的”。

　　這個“不怕吃當地米”的科學家，正在尋求解決汞困境的辦法，比如讓當地的老百姓改種玉米。他還正在尋找超富集汞的植物，用以吸收土壤中的汞，或是本身不吸收汞但可以固定汞使其不在土壤中遷移。

　　但環境中的汞仍在一刻不停地流動著。聽說野生食肉魚里含甲基汞后，田向陽吃飯的時候“不敢吃魚了”。根據《健康加拿大》的消費指南，鯊魚、旗魚、金槍魚僅應“偶爾食用”，孕婦、育齡期婦女和兒童“不應超過每月一餐”。另外一本雜志甚至告訴讀者，海產干貨的毒性“高于新鮮魚類30倍”。

　　這些毒素，有可能就源于一支在幾千公里外被打碎了的水銀體溫計。

　　盡管“汞廢棄物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最好的方法就是杜絕使用汞以及含汞產品”，但沒有人知道在曾經的“無汞醫療”中，那些被替代掉的含汞器械是否已經不再可能形成污染。

　　至少，在被問到這些含有大量水銀的“定時炸彈”究竟被如何處理時，那些接受采訪的人表現出了和記者一樣的迷茫：“我也不知道它們究竟去了哪里。” (趙涵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