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大計,環保先行。
隨著第八屆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的正式召開,生態文明建設與可持續發展再度成為社會各界密切關注的熱門話題。長久以來,中國始終將環保工作視作提升國家發展質量的重要抓手,在此基礎上,相關政策陸續出臺,不僅在嚴峻的污染形勢下化被動為主動,也為環保產業的發展帶來了更多的紅利與機遇。
直到今天,我國環保系統格局已經基本成型,環保投資也逐漸邁入正軌,可以預見,未來中國的環保產業即將迎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屆時一定能夠吸引更多人的關注并創造出更大的市場價值。
不可否認,目前我國環保企業普遍規模較小,想要成長為國際領先的環保巨頭依然遙遙無期。
有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我國環保企業的總體規模近4萬家,總體營業收入低于1000萬元的小企業占9成。距離發改委、環保部提出的到2020年,培育50家以上產值過百億的環保企業還相差甚遠。不過我們也應該看到,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和快速發展,國內頂尖企業面對國際巨頭終于不再是望洋興嘆。
通過整理國內環保企業資產前十的數據可以發現,在資產規模方面,從位列榜首的北控水務到排行末尾的龍凈環保,總資產均超過了100億人民幣,也就是說,如今我們已經初步具備了入場資格,想要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成長,所欠缺的就只有經驗與時間。
環保巨頭的經驗借鑒
作為一家入華近50年的環保企業,法國環保巨頭蘇伊士成了近年來國內公司爭相效仿的對象,2016年,蘇伊士集團(以下簡稱蘇伊士)披露業績預告,再次攻克千億產值大關,2016年集團營業收入高達153.22億歐元,折合人民幣約1138億元。
起初,蘇伊士并沒有把重心放在中國,2015年,蘇伊士在華環境業務營收所占比重也不過是集團的5%,然而隨著合作的逐漸深化,一年后蘇伊士在華的管理性營收就已經達到了12億歐元。
為什么一家環保企業能夠迅速把生意做大做強,并實現在華業績的逐年增長?伊士全球高級執行副總裁鄧瑞安女士表示,作為大型跨國環保企業,既要有全球化的眼光,又要擅長本土化的運營。
上世紀70年代中期,國內最早環保企業仍處于萌芽狀態,蘇伊士集團下屬的專業
水處理工程公司(原“得利滿”)獲得了第一筆業務——遼陽石化污水廠。不過當時中國市場并沒有開放,蘇伊士早期也只是為地方政府提供水廠建設的設備和圖紙,直接參與投資的動力和步伐并不大。
類似的小范圍合作持續了近10年,在此期間,中國城市水務迅速發展,市場規模也在不斷擴大,蘇伊士終于不再滿足于小打小鬧,而是開始直接投資中國并成立合資企業。1985年,蘇伊士集團與香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旗下的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合資成立了中法水務投資有限公司,其主要業務是在中國投資、興建和管理水廠,提供世界一流的工業水處理、市政污水處理、污泥處理技術和解決方案。
1992年,新成立的中法水務在中山坦洲與當地政府成立中國首家中外合資供水企業。目前日處理能力達到15萬平方米。
作為最早進入中國水務市場的法企,蘇伊士與重慶水務集團自2002年以來,合資組建了重慶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各自持股60%和40%。2006年初,蘇伊士與重慶水務集團再次連手,共同合資組建了重慶中法水務投資有限公司。投資公司注冊資本2.65億美元,雙方各持50%股份。
通過公私合營的PPP模式,蘇伊士徹底敲開了中國水務大門。借助投資、參股、入股等形式與政府、大型國企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再由技術層面入手加強雙方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從那以后,蘇伊士在中國徹底打響了品牌,而憑借著資金與技術的引進,國內自來水廠正式接軌國際、甚至歐盟對飲用水水質標準,提高水務行業的效率和效益。
類似的合作其實一直延續至今,去年七月,財政部等多部委明確政府參與新建的污水處理項目全面實施PPP模式。不少地方開始探索PPP規范發展的制度建設,江蘇省財政廳出爐首個地方版PPP規范文件,安徽省從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層面規范項目類型、伙伴選擇、合同管理、績效評價和退出機制等。
過去一些環保項目的事實受困于地方財政的吃緊,而PPP模式有效解決了資金周轉問題。政策層面對PPP模式的支持,有利于解決環境治理類公司的后顧之憂,利于引入社會資本促進環境治理,對于更具優勢的上市公司而言,無疑是重大利好,二級市場中的投資機會都會更大。
在蘇伊士亞洲首席執行官郭仕達看來,頻繁的交流合作給中國環保行業帶來變化尤為明顯。“過去中國的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相關部門跟蘇伊士接洽參觀,關注的是法國蘇伊士集團的運營管理和先進技術。近幾年來,已經從關注技術轉變為關注政策”;“他們要看看西方是如何在政策層面上進行頂層設計的”。
制約因素與無限可能
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環保投資占GDP比例起碼達到2%-3%。“十一五”期間我國治污投資占比為1.4%,扣除園林綠化科目僅為1.1%。預計“十三五”規劃環保投資額將達到10萬億,年均投資2萬億,占GDP比例提升至2.44%的水平。環保投資即將進入高增長階段。
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在市政基礎設置建設中,中資企業參與度不足。于是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本土水務企業的增長明顯提速。直到今天,昔日風光無限的蘇伊士、威立雅等環保巨頭項目運營規模逐年放緩,甚至開始出售資產戰略收縮,而本土水務企業卻成長為綜合環境服務集團,以強勁的資本實力活躍于本土和國際并購市場。
我們看到了中國本土環保企業未來發展的無限可能,但同時也應該明白,中國市場和企業還存在一些特殊性,使之短時間內難以通過“生搬硬套”復制別人的成功。
首先,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極快,市場也過于龐大,這里不僅僅是指環境產業,它對所有產業來說都是一個“甜蜜的枷鎖”,本土市場超大的體量與擴張速度讓大部分企業天生就缺少對外發展的原始動力。即使目前出現了許多較為可觀的國際并購案,但從整體看來,中國企業的收購與對外投資更多還只是停留在試水與資產配置階段,長此以往或許會帶來增速的放緩。
更何況,中國市場不但大,還存在著非常明顯的發展梯度,這種梯度普遍存在于一線城市與二三線城市,中小城市與鄉鎮之間。也就是說,本土企業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不缺乏可供爭取的項目資源。大城市項目少了可以去中部省市,可以卻偏遠山區,甚至去一些較為落后的城鎮和鄉村。而不會出現歐洲國家高城市化率情況下,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迅速,國民環保需求充分滿足,環保企業無項目可做的尷尬。
不僅如此,即便當前產業并購已經興起,中國環境市場依然還存在市場分散、集中度低的現象。水務投資運營領域,龍頭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低于10%。早在1990年前后,法國水務商業快速發展期間就發生過大規模的資源重組,6家大型水務公司通過兼并重組成為3家。而中國環境產業持續近10年的并購潮依然還以“大吃小”的收編式并購為主,大企業之間的大規模資源整合還未開始。中國的環境龍頭要想成為國際環境巨頭,在國內市場達到較高的市占率是必須邁過的一道坎。
如今,更多的資金開始涌入環保產業,在資本的推波助瀾下,企業間的競爭也變得愈發激烈。可喜的是,產業過熱給自身的發展帶來了一些創造性的現象與模式。在持續的競爭中,環保行業的商業模式獲得創新,產業鏈延伸擴大。如同過去的污水處理行業,現在可能要同時去負責管網的運營,靠管、網一體化來獲得新的競爭優勢;曾經的
垃圾發電行業,現在需要同時將清運、轉運都納入體系,客觀上做大了整個行業的蛋糕,要求企業提高綜合實力。
矛盾之中尋求轉機
當然,行業在發展過程中暴露的問題依然不能回避。一方面,環境治理本身是成本的一部分,施治方投入的意愿并不強烈。而另一方面,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高度污染,治理污染的環保產業卻高度發達,在邏輯上并不成立。矛盾之下,就造就了許多不合理現象頻頻發生。
從政府角度考慮,環保投入首先要考慮安全與成本,其次才是最終效果。這就導致無法鼓勵真正注重治理結果、舍得進行投入的民營企業公平的參與市場競爭,從而也催生了低質量、低價格的無效競爭。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表示:“在價格與質量的選擇中,犧牲質量而選擇價格,不僅讓企業變得無利可圖,也并不符合‘供給側改革’的原則。”
從市場競爭來看,中國環保領域龐大是市場空間毋容置疑,但許多新晉企業卻用超常規的價格搶占原有的市場份額,這對于行業的健康發展尤為不利。
當前中國正處于經濟轉軌時期,大型企業急需尋找新的利潤支撐點,然而大多數行業并不具備這樣的盈利能力,相較而言環保領域大有可為,因此近年來很多企業進軍環保行業,但由于對業務成本構成不熟悉,因此敢于以超低報價爭搶項目。新進者急于發展業務的心態可以理解,但這種行為對于行業來說,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不但影響了行業穩定,也將對切實完成治污任務造成極大的拖延。
從行業本身來講,市政環保服務有成熟的支付模式:將成本轉嫁給居民,但工業企業只能將成本轉化為更高的價格,這意味著誰先做環保,誰就將在市場競爭中有更多的“負累”。這種情況帶來的后果是自愿選擇進行環保投入的企業少之又少,環保企業的市場成了無米之炊。
企業是自己排放天經地義的買單者,也正因如此,現行政策需要更多地去獎勵進行環保投入的企業,而不是去處罰漠視環保的企業。
黨的十八大提出:“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近年來,關于環保的政策頻頻推出,國家對污染行為加大打擊力度,可以預見,未來的十年里,環保行業將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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