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湖南長沙汀湘十里別墅小區,院子里的積水已有1米多深,居民出行只能依靠撐船。有人戲稱,這里已成了“水城威尼斯”。
據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教授、災害與環境研究中心總工劉樹坤向《華夏時報》記者分析,在湖南、湖北地區,“與水爭地”的現象非常普遍,很多居住區原本都是蓄洪區,地勢較低,一旦來了大水,就會出現“城市看海”的情況。
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鎮水務分院資源能源所所長王家卓表示,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城市的規劃選址必須合理,避免在地勢低洼的地方進行開發建設。其次,對于那些選址不夠合理的區域,則要用海綿城市的理念來“治病”。
“與水爭地”普現
6月下旬以來,湖南省遭遇強降雨襲擊,至7月2日6時30分,湘江長沙站水位已達到39.21米,刷新了1998年創下的歷史紀錄39.18米,著名的橘子洲景區也被洪水貫穿。
長沙市河西洋湖片區的部分樓盤則成為水患最為嚴重的地區之一。7月2日,有媒體稱中海國際社區將停水停電一個月,許多業主聽到消息后緊急撤離。隨后,該媒體又辟謠說,此前報道錯誤,停水停電的其實是邦盛水岸御園小區。
而無論是中海國際社區,還是邦盛水岸御園小區,以及報道開頭的“水城威尼斯”汀湘十里小區,都位于長沙市河西洋湖片區,緊鄰洋湖濕地公園,三者的直線距離只有3公里左右。
公開資料顯示,洋湖濕地公園東連湘江,水網密布,最低海拔僅25.5米,過去曾是水患連年之地。直到上個世紀末,這里還是湘江的泄洪區。2010年年初,《長沙洋湖垸濕地公園總體規劃》出臺,一期投資1.7億元,將其打造成為年接待游人達400萬人次的大型綜合性公園。
隨后,公園周圍興建起了多個高端房地產樓盤,以汀湘十里小區為例,目前在售戶型多為532-789平獨棟別墅,價格從700萬元/套到1650萬元/套不等,其宣傳語稱這是一個“湖湘新中式親水文化別墅大盤”。
劉樹坤表示,在湖南、湖北地區,此類“與水爭地”的現象非常普遍。由于人多地少,當地居民經常把湖圍起來,將水排干,進行土地開發。
“這些地方本來就是湖的一部分,地勢肯定比較低,水位一高,被淹沒就是正常現象。”他表示,“20世紀50年代時,洞庭湖的面積還有6000多平方公里,而現在則不到3000平方公里,差不多一半都被圍墾了。一旦來了大水,湖的容量就不夠了,有的地方就會被淹。”
“像我們經常搞水的,那個房子送給我,我都不想要,不敢去住。”他說。
呼吁“國土風險管理體制”
劉樹坤表示,政府一般會有風險意識,例如在行洪區興建堤防、橋梁等建筑,需要做防洪影響評價。但這次被淹的樓盤屬于民間開發,開發商可能沒有防洪的風險概念。
“特別危險的區域,經常淹的,國家會劃定出來,絕對不能住人。這次淹的屬于平常‘不走水’的,沒有作為重點監督區域,水不是特別大的時候也沒事。但這次出現了建國以來的最高水位,結果就被淹了。”劉樹坤說,“這種區域國家一般不鼓勵在里面大量蓋房,但也沒有法律禁止,風險則由居住人自己承擔。”
王家卓也表示,過去城市發展方式比較粗放,總強調最大程度為城市服務,占了很多低洼的地方,把水系、行洪通道、坑塘濕地都填了,結果一下雨,淹的都是這些低洼的地方。所以要轉變發展方式,提倡海綿城市的建設理念,保護好山水林田湖等自然生態,然后再去談開發。
劉樹坤認為,政府應該在災害管理方面承擔起責任來,“尤其是國土部門,現在是重開發利用,輕風險管理,未來國土部門一定要承擔起災害風險管理的主要責任。”
在他看來,國家需要建立一套“國土風險管理體制”:首先要摸清“家里”,哪些土地是適合開發的,哪些不適合開發,要做到“心中有數”;其次要向社會公眾告知,哪些土地存在災害風險;第三是在新建開發區時設法規避這些風險區域;第四,如果實在沒有辦法規避,就要盡可能地采取措施,將風險發生時產生的損失降到最小;第五,要有風險分散機制,國外有洪水保險制度,而國內目前開展這項業務的保險公司還不多。
“在國外,如果一家企業位于災害的高風險地帶,去銀行貸款時就會遇到麻煩,保險公司也有可能拒絕為它保險,但這些制度中國目前都沒有。”劉樹坤說。
“海綿城市”的落實需要時間
在王家卓看來,選址合適的開發如同“基因好”,不容易得病。而那些選址不好的,已經“得了病的”,就需要“動手術”,用海綿城市的理念來治病。
“不該填的湖已經填了,怎么辦?只有加強建設和管理,灌渠系統該提標的提標,該改造的改造;加強排澇系統建設,一旦遇到強降雨,讓
泵站能夠應對,保持排水系統通暢;此外還要加強應急體系建設。”王家卓說,“核心是地下管網,要上工程,該改造的改造。”
近年來,國家已經在一些城市開展了海綿城市建設的試點工作。不過,經歷了去年的武漢大水和今年的長沙大水,部分公眾開始質疑海綿城市的效果,是否能像宣傳的那樣“讓城市告別看海”?
在E20研究院執行院長薛濤看來,海綿城市對城市排澇的貢獻應該是“慢工出細活”,類似于中醫調理亞健康疾病,它是治本之策。但是在短期雨量較大的時候,還是得依靠排澇這樣的治標之策。此前一些媒體對海綿城市的宣傳也有夸大之嫌。
王家卓同樣認為,海綿城市的落實需要時間,不可能短期內把所有問題都扭轉。以武漢為例,雖然是全國首批海綿城市試點城市,但試點面積只有120平方公里,而武漢市的城區面積是600平方公里,即使試點都建好了也不能完全解決問題。
“通過幾次大水,我們要觀察的是海綿城市是否對城市內澇問題有所改善,方向是否正確。”王家卓表示,“武漢和長沙的例子恰恰說明了當前繼續建設海綿城市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
“海綿城市建設需要長時間投入,我們的歷史欠賬有好幾十年,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決。”王家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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