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世關注的哥本哈根會議終于閉幕，其最終成果《哥本哈根協議》不具法律約束力，盡管這避免了大會的完全失敗，但外媒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仍然表達了失望甚至激烈反對。但是，盡管協議不具強制力，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卻必須走上低碳革命之路了。

　　在最近20年來蓬勃增長的經濟大潮中，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組合：“中美國”(Chimerica)。這是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尼爾·弗格森提出來的一個概念，在2007年3月5日《洛杉磯時報》上一篇名為《買下中美國》的文章中，弗格森宣稱，美國和中國不是兩個國家，而是同屬于一個叫“中美國”的國家，它們之間是一種共生關系：一個儲蓄一個消費，一個出口一個進口，一個提供產品一個提供服務，一個儲備外匯一個印制美元。他說：“這是極好的聯姻。”當然，這也是一種高碳的聯姻。在前所未有的環境壓力面前，這兩個國家原有的增長模式都已經難以為繼了。

　　在突如其來的金融海嘯面前，美國人一直引以為傲的高碳生活方式已經走進了死胡同。即使沒有次貸危機，這種生產過程的去物質化和消費過程的高物質化并存的增長模式，從環境角度看也早已不可持續。

　　走到十字路口的，還有這對經濟雙胞胎中的另一位。美國式的超前消費的背后，是中國式的兇猛生產，兩者其實是一體兩面、互為表里。

　　在最近幾輪經濟周期中，中國經濟的推動力主要來自投資和出口這兩臺引擎，它們本身也高度相關。與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生產過程的去物質化進程同步的，是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的快速崛起，以及與此相關的重化工化。世界市場的主要商品生產活動向中國的轉移，給中國帶來了走出貧困的重要推動力，也直接推高了中國的資源和能源消耗。與此相適應的，則是中國國內行政力量主導下的快速城市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熱潮。中國經濟增長模式中根深蒂固的GDP主義，則不斷為這股熱潮推波助瀾、火上澆油。

　　把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高物質化傾向推向極端的另一個關鍵變量，是我們發展模式的粗放和低效。作為看得見的政績，硬件投資建設項目在各級地方政府大受歡迎；作為近乎免費獲得的資源使用權，無論是國企還是私營企業，首先關注的都是如何把它們快速變現，很少顧及它們的開發效率和長遠發展；由于對電價和水價等的行政控制，價格信號扭曲使能源和資源市場的浪費情形很難根本緩解。

　　這是一個巨大的失去平衡的經濟體，它對能源和自然資源消耗的速度及規模罕有其匹。2008年6月，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共同發布的《中國生態足跡報告》，在評估中國的生態資源消耗方面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概覽。

　　在過去的40多年里(1961年-2003年)，中國消耗的資源已經超過了其自身生態系統所能提供資源的兩倍以上，平均每10年增加0.2公頃。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就出現生態赤字，即每年需要的生物承載力大于其自身生態系統的供給能力，大部分生態赤字來源于化石燃料燃燒產生的碳排放。不斷發展的能源需求，迫使中國只能通過以自然資源的形式進口生物承載力來彌補部分生態赤字，到2003年，中國進口的自然資源幾乎等于德國全國的生物承載力。這一年，中國的消費需求加上排放的廢棄物，需要兩個中國的生物承載力才能滿足。

　　在《2008地球生命力報告》里，中國的生態足跡總量已經和美國相同，約為全球生物承載力的21%，人均足跡也已接近全球平均人均生態足跡。

　　知名記者托馬斯·弗里德曼2006年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里指出，近30年來，年均增速高達10%的中國創造了一場經濟奇跡，但數量空前的中國工廠毫無顧忌地將廢棄物排進江河、將廢氣排入天空，同時也帶來了一場環境噩夢，今天在設計、運輸、生產和發電等所有環節，中國必須進行根本變革，摸索出一條更具持續性的發展模式。

　　工業文明是一種無比巨大的能量，而它的反作用力也同樣巨大，今天，融化的冰川、上漲的海水和變幻莫測的氣候已經顯現出了這種副作用的威力。如果說美國人過度的消費透支引爆了全球經濟危機，那么過度資源透支的結果，已經不難想見。將經濟體制從高碳的航道駛離的低碳革命，大幕已經拉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