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表示，目前我國幾乎所有與大氣污染物有關的指標的排放，在全世界都是第一，整個大氣環境所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

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的生產模式帶來的嚴重社會后果，如今已實實在在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讓人憂心和困惑。治污早已成為中國社會的重要議題，然而，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污染狀況未見改善。要不，為何到了今天還“壓力前所未有”?換句話說，高排放、高污染的生產模式并未得到真正的改變。

治污的出路很明確，就是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在全國人大會上所說，讓污染的企業退出市場，給好的企業留出發展空間。這種把環保水平作為企業生存門檻的辦法，是倒逼企業落實環保責任、催生企業環保動力的最終手段。

但如何落實這一手段，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首要的問題，是怎么保證排放不達標的企業被清出市場。這有賴于監管效率提高。監管機構早已有之，但監管效率卻面臨很多挑戰，比如地方保護主義。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GDP數字，為了保證財政收入讓自己日子好過，對一些高污染卻是納稅大戶的企業給予特殊照顧，包括在環保執法上開綠燈。這是一個普遍性的問題。針對這樣的問題，監管體制也相應性地作了改革，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就是生態環保領域的一項重大決策，目的之一是解決地方保護主義對環境監測監察執法的干預。

其實，監管能力也是監管效率的重要方面。也就是說，要保證企業的不達標排放能夠及時得到發現和處理。這一點，有必要借鑒一些好的經驗。新加坡的石油化工產業占工業總量1/3以上，卻躋身最美麗的花園城市國家，為人稱道。在監管能力方面，他們非常注重借助科技力量。在遍布新加坡工業區的排水管道上中下游，安裝了許多用于實時監控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的感應器。一旦向公共管道排放的工業廢水中揮發性化合物濃度過高，這些感應器就會發出警報。

在監管上給企業足夠的壓力，企業才會自覺地承擔治污主體的責任，尋找治污的方法和途徑。隨著近年來國家治污的決心不斷加大，社會上治污的氛圍不斷加重，各種治污的路徑探索也紛紛出現，比如專業化治污趨勢的出現。這對有治污壓力的企業來說，可謂一種新的出路。

我們知道，一些企業排放不達標，不是他們完全沒有治污的自覺性，有些也是受制于治污能力。傳統的工業污染治理模式走的是 “誰污染，誰治理”的路，每個企業都要建設自己的治污設施，組建環保隊伍。實踐表示，這種做法有一定的弊端，一是企業投入大，有些企業單獨承擔不起高昂成本，而如果所有無能力為治污埋單的企業都要關掉，可能對經濟增長和社會需要造成一定的影響。二是造成資源浪費，一些企業建立了自己的治污設施，但是相對自己的排污需要來說，又顯得過剩，每個企業都建立自己的排污設施，也勢必造成治污力量分散和重復建設。三是治污需要專業技術，對于沒有專業治污技術的企業來說，容易造成治污的成本付出和效果不成正比的情況，對企業是損失。

在國際上，工業減排普遍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即排污企業以合同的形式通過付費將產生的污染交由專業化環保公司治理。這種專業化的治污之路，將分散治污向專業公司集中，治污效率勢必會大大提升。對于排污企業來說，可以讓他們從自身并不擅長的污染治理工作中解放出來，集中力量投入到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降低了治污成本，治污的意愿也會提高。更重要的，這個時候，他們成為了監督主體，并且有更高的積級性對治污企業進行監督，對治污效果是一個有力的推進。而對于治污企業來說，由于專注于治污，專業技術和管理水平也更有提高的基礎，對減少污染事件的發生更有保證。同時，新產業的發展，也會拓展市場空間，產生新的經濟增長點。

行政監管和市場化運作的結合，應該說是治污必走之路。一些地方的試點也證明，效果非常理想。時下，這種治污模式得到了廣范圍的認可，特別是已成為政府頂層設計的一個重要內容。在政府推廣的過程中，一項重要的工作是要扶持專業環境服務企業的建設和成長。專業環境服務企業在我國畢竟處于發展初期，存在資金等多方面的困難，需要從融資渠道、稅收、信貸等方面加以引導和激勵。當專業的環境服務企業成長起來，第三方治污市場成熟起來，環保困局也許有望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