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財政部公布了“2016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預算表”，其中“土壤污染防治專項資金”安排90.89億元，與2015年的37億元相比，同比激增145.6%。

騰訊財經從多方面獲悉，“土十條”將于今年內出臺，專項資金將重點用于土壤污染現狀調查、土壤環境監管能力建設、污染土壤修復治理等方面;而往年專項資金被稱作“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主要用于重金屬污染防治。

業內專家表示，這表明中央政府對土壤污染防治的高度重視，但能否打開“十三五”土壤修復的藍海，還存在諸多未知數。此外，相對于動輒上萬億元的土壤修復市場需求，90億元的專項資金仍顯得有些“杯水車薪”。

環保部2014年4月公布的《全國土壤污染狀況調查報告》顯示，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污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工礦業、農業等人為活動以及土壤環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全國土壤總的超標率為16.1%，其中輕微、輕度、中度和重度污染點位比例分別為11.2%、2.3%、1.5%和1.1%。

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與管理系副教授藍虹2014年曾撰文指出，耕地土壤污染修復所需資金數額巨大，僅對受重金屬污染的農業耕地而言，即使采取土壤修復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復法，每公頃的修復成本也將達到30萬元，耕地修復所需資金總額將高達6萬億元。

除了農業耕地，城市棕色地塊和礦區土壤污染的治理也都耗資巨大。藍虹稱，依據最保守的測算，每公頃治理資金最低需要9萬元，則資金需求為1400多億元。

環保部通過運用國際通行模型預估，土壤修復市場帶動的投資規模超過5.7萬億元。近兩來土壤修復逐漸成為資本市場熱點，早有公司布局。但是在業內人士看來，目前我國土壤修復的技術、商業模式、市場化程度都不成熟，“土十條”的落地要比要“大氣十條”、“水十條”的落地更難。

上海環境衛生工程設計院院長張益估計，全國從事土壤修復的企業數量從2011 年的20 多家，迅速增長到2013 年的300 多家，目前至少有500 多家企業的業務涉及土壤修復行業。

專注于環境領域投融資的上海領慶創業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合伙人邊賀告訴騰訊財經，目前我國土壤修復主要集中在城市用地，且往往和房地產開發密切相關;而耕地、礦山用地的修復幾乎是空白。

張益也指出，目前土壤修復的商業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先出讓，再修復”模式，修復經費由土地開發商承擔。目前采用這一模式的項目較少，其主要弊病在于無法約束土地開發商。二是“先修復，再出讓”模式，修復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和銀行貸款，修復并通過驗收后再進入土地流轉市場。

從當前土壤修復所采用的模式可以看出，修復資金大多來源于政府。“資金來源過度依賴政府，特別是中央財政，沒有穩定的支付體系，就難以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市場機制和商業模式。”張益表示。

實際上，自2010年起中央財政就已設立重金屬污染防治專項資金，2010年為10億元，2014年為20億元，2015年為37億元，今年激增至90億元。但是仍存在項目分散、資金額度小、效益不明顯等問題。比如2015年中央下達37億元專項資金用于30個修復項目，平均每個項目資金額約1億元。

“地方政府如果不能實質性配套，90億元就可能打水漂。”張益看來，土壤污染治理主要依賴國家投入，地方投入嚴重不足。

實際上，此前已有地方政府因防治不力而被扣減專項資金的先例。2013年，內蒙古、湖南、四川、陜西四省就因重金屬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專項資金遭到扣減。2015年，煙臺市、郴州市、婁底市等5地也因防治不力，被扣減專項資金。

張益指出，土壤修復的資金來源主要包括以下五個方面：中央財政(年度計劃專項資金)、地方財政(地方配套資金)、企業買單(污染企業承擔部分)、專項基金(如成立政府性土壤防治專項基金)、其他資金(其他渠道的多元化籌集資金)。現階段以前兩者為主，以后要逐步要轉變為以后三者為主。

中國環境修復產業聯盟秘書長高勝達也向騰訊財經表示，土壤修復耗資較大，倘若都由財政“埋單”，政府壓力不輕。當前，各級地方政府均面臨較高債務水平的窘境，二者相加，有可能會使財政支持出現“打折”現象，甚至產生負面影響。

專家們建議，應借鑒美國超級基金法案的模式，建立“誰污染、誰付費”和“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治理全國范圍內的閑置不用或被拋棄的嚴重污染場地則用超級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