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菏生

　　實現經濟效益的最大化是經營企業的根本目的，怎樣做到這點呢？銷售，銷售能夠直接創造利潤；財務，財務就像一日三餐的食糧，沒有了現金流，企業就要倒閉，技術服務，技服是關鍵，是增強客戶滿意度、提高競爭力的有效手段，人才，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啊。那么是什么使這一切要素高效的運轉起來呢？答案是管理，如果說銷售和技術等要素帶來直接的利潤，那么管理是讓銷售和技術持續帶來利潤的源泉，管理是企業經營發展的發動機，管理能夠提高企業的效能和效率。

　　當白熱化的競爭導致價格戰、顧客抱怨、庫存壓力、資金周轉、微利、高成本、低效率層出不窮時候，越來越多的企業的老板深切意識到管理原來是真的很重要，提高管理管理水平，向管理要效益已成為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務。

　　在筆者親身參與的中小企業管理實踐中，深感有著諸多的不規范現象，制約著管理作用的實現，在此剖析如下：

　　一、管理無用論

　　很是奇怪，在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中小企業還有相當多的人，抱有管理無用論的論調，這種偏見的根本在于不知道管理能給自己、給企業創造什么樣的價值，人們的普遍思維習慣是重視一些可以看得見的、直接帶來成果的工作，而管理的貢獻不是由管理本身產生的，而是借助于管理實施的對象產生的，這個對象包括：人、產品、銷售、流程、技術和服務等等，管理的價值是通過對實施對象工作結果及運營效率來判定的，比如銷售額、利潤率、員工和客戶的滿意度、流程效率、執行力度等等。

　　管理的使命是完成組織目標、增強效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品質等。管理的基本職能有目標、計劃、組織、指揮、溝通、服務、控制等，管理是通過“人”來做“事”的，管理勢必要改變人的觀念，規范人的行為，統一人的目標。因此在管理的過程中，管理對象“人”是被一定規則“限制”了，“人”就會感覺不舒服，甚至有抵觸情緒，會出現管理效率不高的現象。同時由于中小企業管理能力有限，讓不合適的人承擔管理工作，采用了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方法，或者任何一項管理措施都實施不力。當管理沒有產生效益的時候，又會被加深錯誤地認為管理是沒有用的，卻不知道真正的問題是：用了不合適的人、不合適的方法或者不合適的執行。在此，中國知名管理專家沈菏生認同的觀點是：

　　當你否定一個人的價值的時候，同時要承認這個人會在其他地方獲得成功。

　　在你否定一個方法的價值的時候，同時要承認其他很多人依靠這個方法獲得成功。

　　管理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管理卻是萬萬不能的。

　　二、理論脫離實際

　　發展中的中小企業，有追求的老板們大都已認識到管理的重要性，無須筆者贅言。老板們紛紛加強了對管理的學習，研讀書籍、進修EMBA、四處培訓、聘請管理咨詢公司，引進管理專業的高管，各種管理理論紛紛在企業里進行著試驗，其中不乏有結合的很好的案例，但“水土不服”，理論脫離實際的失敗例子也是比比皆是。

　　中國社會有句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筆者想到了改變中國命運的偉人：毛澤東，偉人的偉大就在于準確把握了理論與實踐的辯證關系。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能夠精確地把握住了中國社會的現狀，能夠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最終引領中國革命走向成功，毛澤東的初衷很簡單，西方“講了什么”并不重要，關鍵是中國的“問題是什么”。

　　但是，在那個歷史條件下，掌握了西方理論武器的“海歸”們畢竟掌握了話語權。以至于對于毛澤東來說，早期共產黨最大的敵人不是國民黨，而是這些留學回國的洋學生。

　　他們即是毛澤東所批判的教條主義者，只知道從馬克思主義的書本中找答案，把馬克思主義神圣化，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當成圣經，以為經典作家說的話都是對的，很少去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

　　對此毛澤東曾指出“……許多人凡是引經據典，言必稱希臘，只會片面的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個別詞句而不會運用他們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具體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的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這些人主要包括：王明、李立三、博古、李德等人，他們自認為是“百分之百正確的布爾什維克”，認為接觸了一些比較新的理念和模式就可以毫無困難的指導中國革命，對于毛澤東等一身農民打扮的領導人不屑一顧。這等“28個半布爾什維克”年輕、學歷高、有海外學習背景和后臺，當上了中國紅軍的“CEO”后，驕傲跋扈。而毛澤東雖然有著豐富的革命經驗，但卻沒有學歷，沒有出過國，教條主義者們自然不會把這些“土包子”放在眼里。

　　這28個“布爾什維克”唯蘇聯經驗至上，照搬蘇聯“城市革命”路線，“以卵擊石”般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進攻敵人力量強大的城市，終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潰敗，紅軍被迫長征，他們幾乎葬送了紅軍，葬送了中國革命。

　　與“教條派”不同，毛澤東是一個典型的“務實派、落地派”，主張一切要從實際出發、實踐出發，實事求是，不能盲目照搬書本。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根據“中國革命主要力量在農村，同時農村敵人的力量相對薄弱”的現實，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路線，從而為中國革命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挽救黨和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