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原籍廣東省番禺縣，1923年5月10日，出生于香港一個水上人家。祖父霍達潮，曾擁有大風帆船，來往于省港澳之間，從事貨運生意。但當霍英東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家境已相當困難，全靠父親租船駁運貨物維持生活，入息不多，生活艱辛，他們全家窮得連鞋都穿不上，無論寒冬酷暑，都是赤腳行走。有一次過舊歷年，他父親第一次穿雙新鞋上街，在小攤檔把鞋脫了，蹲在凳上吃粉，吃完雙腳落地便走。回到船上，才發現竟然沒有把鞋穿回來，因為向來沒有穿鞋的習慣。

　　那時沒有天氣預報，水上人家生命毫無保障。霍英東的兩個哥哥就在一次臺風中沉船喪生，一個5歲，一個7歲。他的母親幸被叔父救起，但不久他的叔父也在風浪中翻船淹死。大約是在霍英東7歲那年，父親患病不幸去世，年僅40多歲。因為染病時間很長，天天用中草藥治療，把本來就很有限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死后只草草地埋在青衣島上。

　　父親去世以后，霍英東一家生活更加困難了。那時，他還有一個9歲的姐姐，一個5歲的妹妹，生活的重擔全落在他母親身上。

　　母親是一位頑強、刻苦、勤奮的人，在那多災多難的日子里，她沒有被生活的重壓折服，而是挺直腰桿，辛苦操勞，把丈夫遺留下來的駁運生意繼續經營下去。這駁運生意就是與外海的貨輪接洽，代它們把貨物用小舢舨運到岸上來。當時接運的主要貨物是煤炭。霍家自己沒有駁船，從輪船貨主那兒把生意接下來，然后分給舢舨客駁運，從中賺取微薄的傭金。因為霍英東父親在世時人緣很好，母親又豁達得體，多數的貨主和舢舨客都頗為同情這一家孤兒寡母，日子倒也還能勉強維持下去。

　　霍英東的母親雖然自己目不識丁，但希望自己的兒女知書識墨。大約在霍英東6歲那年，便由別人背著去拜師啟蒙。接著在帆船同業義學就讀，那是免費的，他家住在船上，隨處漂泊，上課很不正常，有時放學后連船也不易尋找。到第三班時，轉入敦梅小學。這間小學是要收費的，其中有一個免費班，但僅招收30人。學生要作一篇文章應考，霍英東還是考上了，而且在錄取的名字中，第一個便是他。后來，他又轉讀皇仁書院。書院的學制是倒過來從第八班開始的，相當于初中一年級。那時，書院的第八班，共招三個班，每班30人，但大多數是經過老師、家長及各種關系介紹入學的，真正通過考試錄取的不足10人。應考時也要求作一篇文章，霍英東也是第一個被錄取了。

　　霍英東在校讀書很是勤奮，成績總是排在前幾名。他后來回憶說：“那時我讀書十分專心，總是不甘落后，偶有成績落在第三名以下，自己便覺臉紅。”在皇仁書院，零英東算是接受了比較系統的教育，除了完成學校規定的學業之外，他還廣泛閱讀了不少文學作品，如《金銀島》、《魯濱遜漂流記》等。那段日子，他的生活是相當艱辛的，因為皇仁書院學費很高。為了省下一點錢，霍英東常常不坐電車，花半個鐘頭急步上學。在學校里他最喜歡的課外活動便是踢球，大概因為他當時身體比較瘦弱，想煉出一副強健的體格。不過，他不敢踢得太久，總是匆匆地踢三幾十分鐘便急著跑回家，因為要回去幫助媽媽記帳和送發票。他后來回憶說：“這種緊張生活，經常弄得我筋疲力盡，頭昏眼花，甚至神經衰弱。不過，這對于我又是一個極好的鍛煉，使我后來走出社會以后，不管生活多么艱辛，工作多么繁忙，自己也不怎樣畏懼，倒是能夠從容對付。”

　　霍英東在皇仁書院讀到第三班，算來這已是高中畢業，進入大學預科。此時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開始進攻香港，霍英東的學業也被迫結束了。

　　在香港淪陷的日子

　　日軍占領香港時，霍英東母親和人合伙購置的“興和”小火輪給日軍征用了，生活沒著落，他也失學了。和當時許多人一樣，初時靠擺賣家里的衣服雜物度日。不久，生活又迫著他到輪船上去做火夫。輪船是燒煤的，他做鏟煤工，這是他的第一個職業，那時他才18歲。

　　霍英東干得非常吃力，回到家里全身骨架像散了似的，倒下床就呼呼入睡了。只干了9個月，在老板裁員時給解雇了。

　　不久，霍英東花了10元日本舊軍票，托人介紹到太古船塢掄大錘打鐵。霍英東雖然當過火夫，但還是干不了這種要求極嚴的重活。接著又有人叫他轉到風炮鉚釘處，霍英東掄起那吧吧直叫的風炮，震得雙手一直打抖。于是，又吹了。

　　1942年夏天，日本軍隊擴建啟德機場，征集大量勞工，霍英東經在機場里做事的朋友介紹，進了機場當苦力。工錢是每天七毫半，因糧食奇缺，每人每天配給六兩米，扣去二毫，實得五毫半。機場在九龍，早上七點半上班，要提早兩個小時出門。傍晚放工，走路回家又得花兩小時，每天都干得筋疲力盡。

　　那時，他很想學一門技術，有了一技之長，就不用這樣天天做苦力了，但是學什么呢？有一次，他提著50加侖重的汽油桶，因為力氣不足，壓傷了指頭。有一個好心的主管見他身體瘦弱，勸他不如干別的工作，霍英東便趁機提出學開汽車，主管竟然答應了。

　　霍英東真是喜出望外，心想學到技術可以返內地開汽車，離開淪陷的香港了。但那時的人很保守，不愿教。學師的照例要先干一兩年雜務，然后才學技藝。他因此只能在旁留心看師傅如何操作，這叫做“偷師”。每當師傅察覺到，便立刻借故支開他，叫他拆電池。當時轎車很少，日本人出入也只是坐貨車，晚上停放在機場上。一天，下午5時多了，車已停好，霍英東洗車時，看見有輛車的車匙仍留在那里。他便爬上去，把火打著試開汽車。但剛巧停車時車輪歪斜著，汽車啟動撞到另一部車上。日本人知道了，把他毒打一頓，這份工也丟了。

　　不久，霍英東進了太古糖廠，在化驗室工作。他做慣粗工，笨手笨腳的，常常把玻璃器皿打碎。想多學點技術，常常弄出點事。一次，和另一學師仔用硫酸學制氫氣，并用火點燃，氫氣將空氣中的氧氣混合，轟隆一聲巨響炸開了，他滿臉玻璃碎片。糖廠的人以為是炸彈爆炸，結果又被廠方辭退了。

　　日本占領香港時，全港實行米糧配給，他又到倉庫去干磅米工作，叫做“打哩”，就在西環貨倉處上班。初時以為秤大米不難，干起來卻不是那么回事。他在這邊過磅，倉庫在那邊驗收，還要趕火車運往新界。一批苦力扛著米包排長龍，等著過磅，要稱準180斤一包，多了不行，少一些倉庫又不肯收，手腳稍為慢些，排隊等候的苦力就緊催，這份差事也難干下去。

　　1942年，母親傾其所有，連金鏈也賣掉了，和其他13人合股，在灣仔鵝頸街開了間雜貨店，取名叫“有如”。其實本意名為“有和”，但登記辦證時寫得太潦草，誤寫為“有如”，也就將錯就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