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離深圳大亞灣核電站二號機組反應堆中的一根燃料棒包殼出現微小裂紋已經過去了兩個月,在傳言中,倍感恐慌的人們似乎也已釋懷。然而,這一事件卻令環境法學專家陷入沉思。

　　剛剛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核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核政策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的著名環境法專家、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汪勁,日前在接受本報記者的獨家采訪時就表示出了一種擔憂:“核電,宛如一把懸在人民頭上的雙刃劍,一方面核電絕對是我國急需的清潔環保能源；而另一方面核電一旦發生泄漏事故(盡管有史以來很少發生),就可能釀成一場人間災難。”汪勁告訴記者,正領跑世界新一輪核能大發展的中國,迄今為止,除了只頒布實施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外,居然沒有一部統領核活動領域的基本法。

　　汪勁表示,在核領域基本法處于空白狀態下,政府對核電監管必然是無法可依,國家應盡快制定《原子能法》。

　　大亞灣核電危機遠未告終 

    6月14日,香港媒體報道深圳大亞灣核電站“發生歷年來最嚴重的核泄漏事故,輻射泄漏已嚴重威脅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

　　盡管隨后中廣核集團以及國家核安全局都發表聲明,深圳大亞灣核電站并未發生核泄漏,也未對環境造成影響。

　　但是,一份就此次事件進行的網絡問卷調查顯示,眾多網友對核電仍抱有極大的不信任感。

　　據《南方周未》報道,近60%的網友表示“現在上馬核電站太多,安全、環境問題還沒有解決”,會“堅決抗議在家附近興建核電站”,因為“一旦發生事故,就是滅頂之災”。另外,51.19%的網友認為“核電是最安全的能源”的說詞只是一種“宣傳策略,不足采信”。由此足見人們對于核電的恐慌。

　　事實上,近兩年來,在我國有關核安全問題已并非只有個案發生。2009年7月,河南杞縣放射源卡源事件造成全縣民眾大逃亡；山東乳山當地群眾對上核電項目始終存在不同聲音等等。

　　“但是,這些事件雖然已經過去了,并沒有引發人們對核安全問題的深入思考。比如說,核電與原子能法的缺失問題。”汪勁認為,面臨核電事業大發展的強勁勢頭,盡管我國有好幾個部門涉及核電監管,但因它們的權力分散和部門與行業條塊管理的現狀,在核電與原子能法缺失的狀況下將直接影響國家統一、規范地對核電發展實行全方位監管,“法律缺失的隱患可能更大。”汪勁說。

　　我國核電發展駛入快車道

　　一方面是核電與原子能法的缺失,另一方面,我國核電發展卻已駛入快車道。

　　“自從2007年國家發改委發布《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2005-2020)》以來,我國核電事業進入了較大發展階段。”汪勁告訴記者,按照這一規劃,到2020年,我國核電運行裝機容量爭取達到4000萬千瓦；核電年發電量達到2600至2800億千瓦時。這就意味著,在目前在建和運行核電容量1696.8萬千瓦的基礎上,新投產核電裝機容量約2300萬千瓦。

　　迫于全球溫室氣體減排的壓力,2009年10月,發改委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局長張國寶將4000萬千瓦這一數據再次做了刷新,他表示,“在全球關注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背景下,國家目前正在研討是否需要修訂原定2020年達到4000萬千瓦的目標”。因此,有專家透露,2020年,我國核電裝機容量有望突破7000萬千瓦,幾乎翻了一倍。

　　據專家介紹,目前,在歐美核電開發陷于停滯的同時,亞洲卻掀起了核電站的建設熱潮。援引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最新統計,目前,全球在建的核電站一共有56個,其中亞洲國家在建的有37個,而中國就占了21個。

　　專家呼吁盡快制定《原子能法》

　　近年來,我國核技術在工業、農業、醫療衛生、公共安全等領域應用越來越廣泛。汪勁告訴記者,目前,我國有關原子能方面的法律只有1項,行政法規8項。“部門規章也多數是就某一方面急需的管理內容而制定的,核法律法規體系遠未健全完善。最核心的問題是沒有核領域的基本法。”雖然我國核技術不比發達國家差,但是在核政策與法律制度建設以及在核電管理人才培養方面卻非常薄弱。汪勁認為,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核事業發展了50多年的核大國的缺憾。

　　我國于1984年加入國際原子能機構,到目前為止已批準加入了7項核領域的國際公約,“但由于《原子能法》的缺位,這些承諾都還停留在政府行政層面上,與我國核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也與履行公約的要求相去甚遠。”汪勁說,國際原子能機構、國外核管理機構官員和專家對我國《原子能法》缺位的現象十分不解,在國際交往中經常對此表示關注。“我國在每年一次的向國際原子能機構遞交的《核安全公約》履約報告中,關于《原子能法》狀況的表示總是‘正在制定中’”。20多年來,由于核基本法的缺失,使得我國在國際領域也面臨許多尷尬。

　　來自監管方面的消息也不容樂觀。汪勁說,現在國際上核電比較發達的國家通常一臺機組有35人左右的監管人員,美國104臺機組有近4000人參與監管,法國和日本各有50多臺機組,監管人員分別有2000多人。我國目前運行有11臺機組,在建機組則有26臺,但監管人員才有300人。

　　汪勁表示,雖然國家已經批復擴大核安全監管系統的編制,到2020年監管人員將增加到1000人,“可就算實現這一目標,1000人的監管隊伍也不能夠填補核電站興建熱潮所帶來的空缺。”讓汪勁更加擔憂的是,“在核電事業的法律尚處于空白狀態下,我們怎么可能相信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核電監管會比有法律規定的環境保護、安全生產、藥品安全等領域的監管做得更好?”

　　“核電站的管理,絕對不能像今天的環境監督或者安全生產監督或者食品藥品監督那樣做,因為,盡管這些領域一旦發生問題很可怕,諸如紫金集團污染、三鹿奶粉事件等等。但是,一旦一個核電站發生事故造成核泄漏的話,就可能釀成中國甚至全球的一場長期的巨大災難。”汪勁說,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如果管理不善,我國正在建設的20多個核電站,就有可能成為20多個定時炸彈。“我們的立法空白不能靠公眾的生命健康和財產安全來填補。”汪勁說。
 

　　“因此,制定《原子能法》,確立核事業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明確核事業的發展方針、基本政策和管理體制,明確政府、企事業單位的責權利,保障核事業的安全、可持續發展,這是國家的責任所在。”汪勁以及北京大學核科學與技術研究院的專家呼吁,國家有關方面應盡快啟動《原子能法》的立法工作。(郄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