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城市垃圾處理已經成為政府一項重要研究議題。特別是對于北京、上海、廣州等發達地區，一方面人口密度高，垃圾產生量也隨之加大；另一方面，受限于土地面積有限、處理能力與需求之間不匹配、處理成本高等，垃圾處理難度較大，垃圾圍城現象日益嚴峻。

與此同時，垃圾綜合處理與利用涉及垃圾分類、回收、處置、資源化利用等諸多環節，需要綜合發揮政府、企業、公眾等多方力量，僅僅依靠單一主體、單一措施、單一部門，往往很難徹底解決“垃圾圍城”問題。

環境保護部發布的《2016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2015年全國246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約為18564萬噸。其中，北京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最大，為790.3萬噸，位列其后的是上海、重慶、深圳，均超過570萬噸。

當前，我國大部分城市特別是發達城市，普遍面臨垃圾處理能力跟不上垃圾增長速度的問題。

以北京為例，目前北京的垃圾日產生量為1.84萬噸，每年垃圾增長比例為8%，現有垃圾處理設施幾乎全部超負荷運行，負荷率達到67%。

上海也面臨同樣問題。2016年，上海全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能力為23100噸/日，與平均每天23900噸垃圾無害化處理需求相比，仍有一定缺口。

近年來，城市垃圾處理已經演變成一個區域性難題，垃圾異地非法傾倒事件頻發，對區域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產生一定影響。

2015年10月，1400噸生活垃圾從浙江桐鄉“乘船”來到鳳臺縣境內填埋，造成土壤污染，飲用水源破壞，浙江桐鄉市烏鎮鎮政府、濮院鎮政府、梧桐街道辦事處、經濟開發區管委會等4家單位被告上法庭。

2016年3月，據媒體曝光，警方在河北省巨鹿縣查獲一起跨省非法傾倒固體廢物垃圾案，現場發現由山東省非法運輸至巨鹿的垃圾400噸。

2016年6月，172噸生活垃圾從深圳偷運到清遠，另一批跨省北上，倒在了江西贛州于都縣。

2016年7月，上海垃圾非法傾倒蘇州太湖西山島事件和上海垃圾非法傾倒南通海門江心沙農場事件相繼曝光。

2016年12月，近萬噸來自浙江海寧市的生活垃圾被倒入長江河道，垃圾浮于海面，并隨漲潮在兩岸積成帶狀，綿延數公里，造成長江口水域嚴重污染。

垃圾異地非法傾倒與城市垃圾處理能力不足具有密切關系。以上海為例，據統計，近年來上海市60%以上的建筑垃圾是通過碼頭轉運至江浙兩省，用于低洼地回填、便道鋪設、場地標高等。

但非法傾倒事件發生后，上海市建筑垃圾全面停止外運，開展自行消納，而目前上海除浦東機場圍區、奉賢柘林塘、南匯東灘等幾處應急處置點外，現處于備案有效期內的建筑垃圾消納卸點只剩300余處，庫容僅有5000余萬噸，面對每年約1.3～1.5億噸的建筑垃圾產生量，消納卸點處置能力捉襟見肘。

“垃圾圍城”給城市管理和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嚴峻挑戰。破解“垃圾圍城”是中央實施循環經濟戰略的重要內容，也是我國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必然要求。我們認為，垃圾分類減量或是破解垃圾圍城難題的首選方案。

把握前端，推進垃圾分類減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類制度，關系13億多人生活環境改善，關系垃圾能不能減量化、資源化、無害化處理。”

垃圾分類減量是一項系統工程，要立足前端，不斷完善集“分類——運輸——處置”于一體的系統化減量體系。

一是注重源頭分類，全面提升機關、事業單位、學校等職工和社區居民的源頭分類意識，探索“互聯網+”等垃圾分類新模式，提高垃圾分類水平。

二是完善專項分流運輸體系，支持運輸單位對低附加值、高附加值等垃圾進行分類運輸，探索低價值可回收物的回收補貼機制，出臺分類指導政策，不斷完善垃圾分類機制，實現資源回收增量和生活垃圾減量。

整合資源，放大垃圾分類空間

空間保障是垃圾分類減量的重要支撐，可通過優化原有空間、整合其它空間、開拓新增空間等方式做大垃圾分類空間。

一是根據城市區域人口、產業等變遷情況，優化垃圾的中轉、處置等空間布局，實現運輸成本最小化、資源節約最大化。

二是釋放環衛系統空間，將其拆分成垃圾存儲空間和分類空間兩部分，在城市各大居民區設立分類空間。

三是鼓勵城市各個街道騰出一部分空間用于生活垃圾小型壓縮站建設，探索建立市場化運營機制。

因時制宜，推動“兩網融合”

推進生活垃圾分類體系與廢舊物資回收系統“兩網融合”，是一項系統工程，應分階段逐步實現“兩網”深度融合，強化垃圾分類推進合力。

一是推動空間和人員等硬性載體的率先融合，賦予垃圾回收人員“垃圾回收”和“垃圾分類”雙重職能。

二是重點促進垃圾源頭收集、再生資源回收、垃圾中轉和處置、市容環境、污染排放等政府相關部門管理職能的融合，推動補貼機制、考核機制、監督機制等深度融合。

優化配套，建設垃圾處理設施

垃圾分類減量怎樣才能落實到位？我們建議，應加快生活垃圾中轉站標準化建設，完善垃圾分類設施體系建設。

一是加快城市垃圾分揀中心建設，城市各區域可探索建立垃圾分揀中心或與其它區域合作建立分揀中心，推動中轉站標準化改造。

二是研究建設一批城市垃圾處置場所新項目，提高生活垃圾處置能力，緩解超負荷運行態勢。

三是健全再生回收系統，重點提升濕垃圾、可回收物（低價值）、居民建筑裝潢垃圾等資源化處置能力，建設兼具垃圾分類與再生資源回收功能的交投點及再生資源回收利用處置基地。

四是構建高效的工作機制，強化對城市的區、街、鎮考核力度，完善垃圾分類和處理費減免制度，探索引入社會組織參與垃圾分類。

多元共治，理順利益機制

破解“垃圾圍城”的核心環節之一，在于理順各主體利益機制，構建以政府、企業、居民、NGO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垃圾綜合治理格局。

一是微觀上明確政府、企業、NGO、居民等各主體責任，鼓勵建設政府搭臺、企業主演、NGO共治、全民參與的市場化治理體系。

二是宏觀上從區域一體化角度解決城市垃圾問題，建議由國務院牽頭，聯合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環境保護部等，選擇一體化程度較高的京津冀、長三角等作為試點區域，對區域廢棄物流量進行研究，建立跨區域協調機制，探索區域垃圾處理一體化模式。

（本文支撐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環境治理的市場化制度與社會化共治體系研究，項目編號15ZDC030）

（作者單位依次為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江西省發展改革研究院、廣州市城管委發展規劃處）